历史人物评价之胡适

相信学过历史的都知道胡适这个人物。胡适是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因为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以下是关于胡适生平及历史评价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1]中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曾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1人物生平

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1894年3月6日，回到绩溪随介如四叔读私塾。1899年，开始读《水浒传》等小说，随禹臣先生读私塾 [2]。

1901年，始读《纲鉴易知录》和《资治通鉴》，因读朱熹《小学》中引司马光论地狱的话，又读到《资治通鉴》中引范缜《神灭论》的话，受到影响，成为无神论者[2]。

1904年，入梅溪学堂读书，开始接触梁启超文和邹容的《革命军》。1905年，进澄衷学堂，读严复译《天演论》[2]。

1906年暑假，考取中国公学，兼任英文教员，为《竞业旬报》撰稿，学作诗。1908年，开始编辑《竞业旬报》（自二十四期），同时在《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上发表文章；9月，因中国公学风潮，部分学生另立新中国公学，胡适参与其事[2]。

1909年，《竞业旬报》停刊；11月13日，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因此失学，寄居在上海。1910年2月，由王云五推荐到华童公学教国文；3月22日，辞去华童公学的职务；7月，赴北京参加留美考试，国文得一百分,以第55名被录取；8月16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留学；9月，到绮色佳进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2]。

1911年，完成《康乃尔传》，作《<诗三百>言字解》。1912年春，进入康乃尔大学文学院；12月27日，担任康乃尔大学大同会支会主席。1913年，担任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与赵元任、胡达同被推举为最有名誉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斐贝卡拔（phibeta kappa）的会员[2]。

1914年2月，得学士学位；4月1日，受留美学生会会长郑莱之聘，任该会哲学教育群学部委员长；5月9日，以所作《论英诗人卜郎宁吟之乐观主义》一文获卜郎宁奖；5月20日，辞去世界学生会会长职务[2]。

1915年；9月20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11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初试”；同年，《非留学篇》刊登于《甲寅杂志》[3]。

1916年，开始试作白话诗；8月19日，提出“新文学之要点”。1917年1月1日,《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新青年》二卷五号；4月17日，完成博士论文；5月22日，进行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口试；5月23日，改定《先秦诸子之进化论》；9月10日，到北京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2]。

1918年4月，《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发表在《新青年》四卷（四号）；同年，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科教授会主任等[2]。

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20日，北京大学开学，代理北大教务长；同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2月，《尝试集》出版；7月27日，完成《〈水浒传〉考证》，这是他第一篇重要的小说考证[3][2]。

1921年3月27日，写成《<红楼梦>考证》初稿；5月21日，与丁文江等人讨论组织“努力会”并起草章程；年底，《胡适文存》由亚东图书馆出版[2]。

1922年3月21日，《国学季刊》编辑部成立，任编辑；5月7日,《努力周报》创刊；5月14日，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努力周报》第二号；9月25日，出席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10月11日，以北京教育会代表身份参加在济南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会议期间被推主拟学制草案，此案由总统教令公布施行[2]。

1923年1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4月1日，在《读书杂志》第八期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2]。

1924年7月3日，写信给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张国淦，就北京警察机关禁售《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的问题提出质问；同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2]。

1925年1月，参加“善后委员会"；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知胡适，推他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4月，中华全国村市建设协会聘胡适为哲学顾问；8月31日，写成《爱国运动与求学》，发表在《现代评论》二卷三九期[2]。

1927年2月4日，到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6月，被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基会的董事；同月，与徐志摩等在上海龙华路开办新月书店；8月，受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4]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出版；4月30日，接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并兼文理学院院长；5月4日，在上海光华大学演讲《五四运动纪念》；5月15日，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12月，论著《白话文学史》由新月书店出版；同年，任中国公学校长。[4][5]

1929年1月19日，到北平，被选为北平协和医学校董事；3月，写成论著《中国公学校史》；同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政论文《人权与约法》，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政论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3]。

1930年，与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论著《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1931年1月，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胡适为文学院长；10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并担任会议主席。[4][6]

1932年1月12日，林森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发聘书，聘胡适为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1月23日，复聘胡参加国难会议；5月22日，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致函，聘胡适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委员；7月3日，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杂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提倡“巴斯德精神”；7月10日，在《独立评论》第八号上发表《所谓教育的法西斯蒂化》；11月28日，被全国经济委员会聘为该会内的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12月6日，在长沙中山纪念堂讲演《我们所应走的路》，提倡“学术救国”；同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4][6]

1933年1月9日，成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1月19日，被聘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1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聘胡适为执委会主席；2月19日，发表论文《民权的保障》，公开指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把民权保障作为政治问题而不是作为法律问题看待；同月，退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16日，在《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发表杂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情愿亡国，也不主张作战；4月19日，应邀与蒋梦麟、丁文江同至北平军分会与何应钦商谈华北形势；4月25日，被国民政府聘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6月18日，由上海登轮赴美，经美至加拿大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7月，在芝加哥大学讲学一个月，讲题为《中国文化的趋势》，结束后讲稿汇编成册，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7月14日，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聘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9月，自传《四十自述》出版；11月19日，在《独立评论》第七十七号上发表论文《建国问题引论》，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革命；12月3日，《逼上梁山》脱稿，这是补写《四十自述》的一章，此后该书没有再续写下去。[4][6]

1934年5月18日，在《独立评论》第一百零三号上发表论文《信心与反省》，后又接连发表《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主张中华民族信心要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8月17日，完成论文《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指出教育的失败是因为当时还不曾真正有教育，救济教育的失败，就是在最短年限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8月25日，参加“平民教育促进会”第十周年纪念会。[4][6]

1935年1月5日，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5月5日，发表杂文《纪念“五四”》一文；一周后，发表再论五四运动的论文《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6月22日，完成论文《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9月7日，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11月19日，出席宋哲元举行的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谈话会，表示反对“冀察特殊化”；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先后发表论文《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和《再论学生运动》，赞赏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反对学生罢课。1936年1月14日，参加由蒋介石召集的平津各校代表集会；8月，在美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被选为该会副会长。[4][6]

1937年4月8日，在北平大学女子学院演讲《治学方法与习惯》；4月29日，在上海出席中基会预备会议；5月3日，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6月20日，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参加准备出席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的第一次集会，被推为主席；7月11日，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南京政府组织国防参议会，聘胡适为参议员；9月，接受蒋介石委托，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身份赴欧美作国民外交工作；9月26日，在旧金山对华侨演讲《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10月1日，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演说《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4][6]

1938年6月，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出任驻美国大使；9月17日，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10月27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12月4日，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首次公开提出“苦撑待变”的观念；12月15日，在中美桐油贷款协议签字。

1939年4月19日，谒美国总统罗斯福，谈中立法案事；6月6日，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6月13日，接受芝加哥大学名普法学博士学位；10月30日，在纽约美图中因协会演讲《我们还要作战速求卓超坚守自由下去》；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演讲《中国目前的形势》；12月29日，在华盛顿美国历史学会讲《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一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冬，在美国各学院联合会演讲{世界战争与未来的世界秩序》。

1940年3月5日,在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国际关系研究所演讲《远东和世界将来的和平》；4月24日，协助中美签订滇锡贷款协议；10月24日，对全美广播《挽教在中国的民主》；11月28日，在纽约市参议会演说《我们需要的是哪-种世界秩序》。

1941年11月10日，谒罗斯福总统，谈远东局势；11月25日就，日美临时安协方案中损害中国的内容向赫尔提出抗议。1942年3月，在华盛顿演讲《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及《我们的共同战斗》；4月20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讲演《中国在日前世界斗争里的地位》；5月4日，在华盛顿向中国国内发表《五四广播词》；9月8日，交卸驻美大使职务，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10月，应哈佛大学之邀，演讲《中国历史文化》；同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春，受芝加哥大学聘，为该校讲学；9月起，到陪佛大学讲学八个月，题为《中国思想史》；12月17日，与张伯苓等21人发表联名宣言，要求盟国临改战略，采取有效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1945年3月27日，担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8月24日，发电给毛泽东（由王世杰代转），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党；8月30日，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于11月1日在伦敦开会的中方出席代表之一，参与制订该组织的宪章；9月3日，推定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返国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务；9月6日，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6年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0月10日，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善未易明，理未易察”；11月15日，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大会，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名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530章》的提案。

1947年2月1日，为沈崇案出庭作证；5月，邀北大、清华等校一些教授组织“独立时论杜”，议论国内外政治问题；8月1日，在北平广播电视台发表讲话《眼面世界又化的趋向》；8月24日，在《大公报》发表论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9月28日，论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发表在《大公报》上；10月10日，在平津六科学团体联合年会上讲演《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10月15—17日，在南京出席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改会议，拟定院士选举规程及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名单；10月27日，在上海对记者谈话，就美国海军部将“沈崇案”主犯皮尔逊判决无罪释放一事发表看法；12月12日被聘为中美教育基金会顾问，并主持其事；12月14日，在南京出席中基会董事会议。[4][6]

1948年3月25日，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人文组院士；3月29日，出席第一用国民大会第一欢会议，任大会临时主席；4月19日，应邀在金陵女子大学座谈“大学教育”与“中国出路”问题；8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9月4日，在北平电台广播演讲《自由主义》，同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10月20日，在浙江大学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2月13日，写成杂文《北京大学五十周年》；12月17日，在南京中研院内主持北大校庆纪念会。[4][6]

1949年1月15日，被聘为“总统府资政“；4月6日，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在海轮上写成政论文《自由中国的宗旨》；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而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11月20日，与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任发行人[7][4][6][7]。

1950年5月14日，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管理员，为期两年；12月4日，在加州大学发表演说，题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存在价值——在中国思想与文化中哪些东西是不会为共产主义所摧毁的》。

1951年7月，去绮色佳访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迈耶斯，商谈与台湾大学农学院与之合作的事；8月11日，致信《自由中国》杂志社，声称该杂志的言论受到军事机关的压力，表示抗议，指出不再担任发行人。

1952年2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4月29日，在“中国知识分子救济会“演讲《在铁幕后痛苦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夏，普林斯顿大学聘约期满，改聘为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荣誉主持人；11月19日，应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之邀，到台讲学，其在台讲学的内容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辑成《胡适言论集》，分甲乙两编，由华国出版社出版；12月1日起，在台湾大学演讲《治学方法》。1953年1月17日，离台回美，辞去教职，专心著述。

1954年2月18日，为参加“国民大会“二次会议返回台湾；3月25日，代表大会向蒋介石致送“总统”连任证书；7月16日，台湾当局聘胡适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4][6]

1955年，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胡适思想批判》，胡适住在美国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

1957年2月4日，出席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三位科学家的欢迎会；9月26日，出席联合国大会；11月4日，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举，由蒋介石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4][6]

1958年4月10日，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自此，因多次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经济关系，将《胡适文选》及《胡适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卖与出版公司；4月18日，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主张；5月7日，在台中东海大学演讲《谈谈大学》；同月，拟定“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6月5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演讲《大学的生活》。[4]

1959年2月1日，“中研院”评议会与“教育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组织章程”，即日成立该委员会，胡适任主席；3月12日，完成杂文《容忍与自由》；7月1日，主持“中研院”第四次院士会议，选举新院士袁家骝、杨联升等九人；7月9日，接受夏威夷大学颁赠的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7月16日，在该校演讲《杜威在中国》；10月21日，出席“立法院”预算、教育两委员会联席会议，说明长期发展科学的计划；11月1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1月11日，在工程师学会年会上讲话，呼吁工业界人士参加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的工作。[4]

1960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台湾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同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4]

1961年1月19日，主持“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月，参加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时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8月27日，主持“中研院”评议会，选出院士候选人十人；11月6日，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邀请，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引发争议；同月，病情恶化，至台湾大学医学院疗养。[4]

1962年1月，胡适从台大医院出院。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胡适去世获得哀荣。[3]3月1日蒋介石前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2人物评价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徐宗勉：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22]

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季羡林：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8]

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

文学家梁实秋：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23]

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①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②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9]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章太炎：“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文学家，思想家鲁迅：①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②对于《新青年》时期的胡适，鲁迅持度。他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并坦言“我佩服陈胡。”

历史学家，文学家李敖：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记者，学者熊培云：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的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