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简述范文(精选6篇)

中共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百年党史简述的文章6篇 , 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第一篇: 百年党史简述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第二篇: 百年党史简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达等，陈独秀任书记。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各地党组织如星星之火，发展起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大会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1949年，10月1日，人民领袖毛泽东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自此，中国共产党与他们同全国人民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开始了新的篇章。

　　100年党史简要概括二

　　1、“一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2、“二大”(1922年)：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最高纲领、最低纲领)。

　　3、“三大”(1923年)：确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4、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汉口)：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改革的总方针、发动秋收起义。

　　5、遵义会议(1935年)：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纠左(避免党内分裂)，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6、“七大”(1945年，延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准备了条件，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7、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北平)：筹备建国。

　　9、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10、中共“八大”(1956年)：正确分析国内主要矛盾，为我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1、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拉开序幕。

　　12、中共“十二大”(1982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3、中共“十三大”(1987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制定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4、中共“十四大”(1992年)：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00年党史简要概括三

　　1919年的冬天，在浙江义乌的一个小山村，一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母亲送来热乎乎的粽子，他下意识地把墨汁当成红糖，吃得满嘴是墨，却还不住地称赞：“甜极了。”这个年轻人就是正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

　　墨汁当然不是甜的，但在有信仰的共产党人心中，真理的味道比红糖更甜。

　　2

　　面对死亡，

　　他高呼“共产党万岁”

　　这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就是在这座绞架下英勇就义的。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死亡，他高呼“共产党万岁”。

　　3

　　在最黑暗的时代，

　　他真情讴歌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无产阶级革命家(1899—1935年)。

　　他在狱中最艰苦的环境下，犹殷殷讴歌《可爱的中国》。他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4

　　她把5个孩子全部送上前线

　　邓玉芬革命烈属(1891—1970年)。

　　她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却在抗日战争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从1921年至1949年，总共300多万共产党员为国捐躯。

　　5

　　“半床棉被”：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陆续抵达湖南汝城县。在沙洲村，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在军队驻扎休整时借宿在村民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她们对徐解秀说：“等革命成功后，一定要送你一条完整的新棉被。”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6

　　“把泪焦桐成雨。”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习近平《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当年，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胶鞋，焦裕禄踏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在盐碱区，他经常抓一点碱土放在嘴里品尝，说出咸的是盐，凉丝丝的是硝，又臊又苦的是马尿碱，这让和盐碱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目瞪口呆。无论瓢泼大雨，还是风沙漫天，别人往屋里跑，焦裕禄总是往外冲，即使在病重期间，他也拒绝只看材料听汇报。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7

　　“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远征西涯整十年，苦乐桑梓在高原”孔繁森生前留下的这首诗，生动概括了他在高原的工作状态。在藏十年，他为西藏的发展呕心沥血，倾尽所有。

　　殉职后，人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他仅有的八块六毛钱和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去世25年后，他留下的那句话——“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早已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共同的精神财富。

第三篇: 百年党史简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遵循，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断从党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饮水思源，从党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回首中共百年奋斗历程，无数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奋斗，以坚强的信仰撑起了百年大党的铮铮脊梁，铺下了民族复兴之路的块块基石。从党史中去寻找那一代代人为之努力奋斗、浴血拼搏的崇高理想，去追寻一次次冲锋的战斗足迹、一次次试验的奋发身影。撇开发展带来的云雾，看清进步伴随的迷茫，从历史足迹和深刻教训上，再次铭记建党的初衷和为人民的本源，深刻认识我们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而来、要到哪里去，重温初心使命，坚定信念、忠诚，接受信仰洗礼。从党史学习教育中寻找理论滋养、精神支柱，筑牢思想之魂，补足精神之钙，夯实行动之基，坚定“四个自信”，让理想信念的灯塔指引我们奋勇前行。

　　以史为镜，从党史中汲取奋斗的力量。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道路决定命运。在“闯道路”的过程中，无数共产党人化身为一盏盏“马灯”，带领亿万人民艰难探索。他们怀揣“任他凶顽昏黑之土，终应留意荡漾前途之赤光”的信念，在随后的征程中，将光明带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最终燃照整个中国。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党史作为一门必修课，既要学习好，又要宣传好，把握正确导向，加强督促指导，营造浓厚舆论氛围，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戮力同心，从党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能看到多远的过去，方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学党史不仅是为了回顾走过的路、走好当下的路，更是为了开创未来的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更需要了解历史、学好党史，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坚定必胜信念、提升斗争本领、加强斗争历练，以振奋精神激发斗志，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留下许党报国的奋斗足迹，继续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

　　“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共产党人正以永恒不变的初心，带领全国人民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第四篇: 百年党史简述

　　通过深入学习新中国史，我进一步深入了解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深化了对党和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近代中国，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挣扎。

　　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走不通的，首先，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其次，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没有如果，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它们决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再次，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这是由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决定的。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

第五篇: 百年党史简述

　　同志们，中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93年的光辉历程。
　　93年来风风雨雨，我党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魏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学习党史，回顾党在过往93年路途上的风风雨雨，熟悉和了解我党自创建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主要就1921年建党至1949年建国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进行授课，希望同志们能够认真听讲。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以及本国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深重苦难和各种屈辱，无数仁人义士都在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方法道路，从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尝试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革命的道路。但这些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最终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它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拥护十月革命、接受共产主义并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逐步具备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四项条件。1920年8月和10月，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别成立，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式成立。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随后我党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但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党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无法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
　　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挥师北伐，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1926年底，已控制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虽然革命形势逐渐好转，但在伟大领袖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逐步控制军队和政权，实力迅速膨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二、在土地革命中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政治方面，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军事方面，1927年8月1日，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标志我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此建立。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
　　而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我党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教训，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做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尽管还存在一些认识不足，但大体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革命运动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随着斗争的发展，我党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和其他红军部队相继组建，在红军中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从1930年秋到1933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起多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相继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随后，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陷于失败。
　　于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随着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则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展开了震惊中外世界的长征，一路上，我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跋涉大草地，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坚决斗争，终于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流传下了珍贵的长征精神。
　　而在长征途中，还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在长征途中广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却都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而我党由杨靖宇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便始终坚持在一线同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的游击战争，最后，杨靖宇同志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敌人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愤怒的日寇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他竟以军大衣中的棉花、树皮、雪下的草根为食，残暴的侵略者也为之震惊和折服，当年杀害杨靖宇的岸谷隆一郎特意为他举行了“慰灵祭”。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合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八路军，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俗称的新四军。改编后的人民军队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战争开始之后，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战役，特别是淞沪、忻(xin)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八路军所取得的平型关大捷，更是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场胜利，打破了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10月，随着广州和武汉失守，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我党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8月至翌年1月下旬，由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更是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展开全面抗战的同时，我党始终没有放松自身建设。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39年10月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到战略反攻，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进程中彻底打败了侵略者。1943年后，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发起攻势作战。1944年，各敌后根据地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随后，中国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
　　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四、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国家和平民主的光明前途，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双十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最终撕毁政协协议，于1946年6月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军事进攻，我党领导各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中原军区主力成功突围，各战场捷报频传，人民军队8个月内歼敌71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调整部署，改为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华东野战军取得孟良崮战役胜利，挫败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西北，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挥西北野战部队与敌军周旋，相继取得青化砭(bian)、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初步改变西北战场局势。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8年秋，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人民解放军又先后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于4月23日解放南京。随后，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
　　而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略的问题，号召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9月21日，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为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会上一致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1949年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至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迎来了胜利，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新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更漫长更艰险的征程。

第六篇: 百年党史简述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看几本书、听几个故事、上几次课”的室内授课模式对于理解党一路走来的艰辛未免略显单薄。因此，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需从“室内课堂”搬到“室外讲堂”，以注重革命旧址建筑和周边环境风貌协调统一的修建理念，狠抓红色教育基地改建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构筑党史学习教育“立体式”的新格局。

　　一间小小的红馆，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辐射点”。将当地红村闲置建筑重新改造成党史学习教育纪念馆，以创新展陈设计、安装多媒体硬件、融入系统集成系统多种智能化方式打造红色教育综合展示馆。从当下时局、抗战形势，到会议召开、旧物陈列，将革命遗址、遗迹和文物等分散零落的红色资源连点成线、串珠成链，打造“一墙一故事”的党史文化展示墙，做到将历史转化为课程、将文物转化为教材、将现场转化为课堂。此外，在馆内开展追忆红色故事、追看红色物件、追吟红色歌曲等微型活动，创新教育表达载体，把传统讲授式教学的被动接受转化成真实的体验感受。“真实、震撼、感动”，一间红馆应以汇集红色元素的“一小时教学圈”来辐射到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

　　一处旧旧的古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传承线”。在现存革命根据地原址原貌的基础上，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加大旧址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力度，优化打造一条红色旅游线路。对于稍显破败的“旧址”进行外古建修复、立面及景观绿化改造。遵循修旧如旧、保持原状的基本原则，在小拆小建的基础上，加大对红色遗址的统筹谋划布局、修复改造力度，让革命遗址“旧貌”展“新颜”，向群众最大化还原革命根据地历史风貌。“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可能在与时俱进，但是只有身处在革命旧址上，才能感受到一脉相承的厚重感。建筑是可以阅读的，“旧貌新颜”的修缮方式，既能保留蕴藏着革命先辈们峥嵘岁月的古外观，也让依然完好的建筑穿越时空，将共产党员们舍生忘死的抗战意志展示在新时代党员面前。

　　一块美美的景观，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展示面”。注重将红色资源与“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深度融合，重点完善本地主要交通路线周边的配套设施。一方面在当地休闲公园自然基础上，新增战斗纪念雕塑，将红色元素融入绿色生态中，使休闲公园成为集生态文明展示、红色基因传承、爱国主义教育等为一体的红色记忆打卡点。另一方面，以休闲公园为辐射范围，新建周边交通线路的景观节点，把乡间民宿、田野景观、村落结构等路边风景与当地革命故事、红色精神有机结合。党建主题公路的建成，将助推红色资源展示从“点上盆景”转变为“面上风景”，逐步打造最美的红色风景带，从而实现红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党史学习教育与乡村振兴发展的高度契合。

　　以线串点、连线成面、聚面成体，党史学习教育要大胆按下“助力键”，统筹力量、整合资源、探索创新，依托本身区位优势和党史文化，突破固定框架，从而走出独特的教育思路，将其打造成当地的重要“红色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