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

孙家洲教授的做法显然欠妥.既已为师,就当尽责；学生若不需要教导乃至管教,何必拜师？该生能从一所省属院校考入人大读研,而且读书之后有感慨,评点学界前辈为学中的问题,虽言辞尖刻,但年少轻狂中仍可看出他有追求学问之道的志向,更重要的是尚未沾染今天的年轻人更容易具有的世故、油滑和精明；孙老师若再耐心一些,精心陶造,或许能培育出才俊一位；若果“道不同不相为谋”（引孙老师语）,孙老师完全也可以到学院悄悄让官方为该生换一位导师,真的没必要“发布公开绝交信”,毕竟年轻人这些冒傻气的话也就是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说说而已.如今经此一闹,满城风雨,满国风雨,不仅这位年轻人前面的求学之路令人担忧,而且所有旁观者不能不人人自危！

但我心中最大的感动,还是想和这位冒傻气的年轻人说说心里话.

郝相赫同学,你的作为让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一个弑父的悲剧.小说中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的确该死,他被作者描写成了俄罗斯陈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他自私自利,毫无道德与责任,生活放荡,厚颜无耻；深受伤害的儿子们对他的仇恨隐秘而又必然性地发展为弑父心理并最终付诸实践.然而,作者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主题:弑父的儿子们恰恰正是通过弑父,表明他们在悲剧性地延续着父亲生活方式的本质性内涵！唯有小儿子阿廖沙因着自己坚定的信仰,虽历经痛苦挣扎,最终却宽恕、谅解了父亲,使自己完全与弑父之罪无份.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告诉我们,阿廖沙的作为正是走出黑暗时代的不二法门.

郝相赫同学,我想,不管是孙家洲教授还是阎步克先生,也都不会否定中国学术的确存在一些痼疾.或者完全无视,盲目乐观；或者纵身跳入,弄潮搏击；或者服服帖帖地仰望“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引孙老师语）……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都不可能改变现状.然而,更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恰恰是你的态度.无论你的褒贬、“嘲讽”是否合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揭示出来的逻辑,你也是在延续这种秩序,而且是最危险的延续方式.因为,你内心中或者自认为是要去改变,你要“革命”,要超越；当你满怀忧患、出言褒贬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正义的类似审判者的位置上了.然而,你真的能与这个秩序区别开来吗？假如你有机会博士毕业后进北大历史系,你真的会放弃这个机会吗？假如你才能平庸,但却有机会获得如阎步克教授一样地学术地位,你会拒绝吗？假如你的论著（比如你的博士学位论文）尚未达到如李凭先生《北魏平城时代》相似的水准却又可以出版,甚至也有机会获奖等,你真的能拒绝吗？

我相信,你很可能做不到.当然,我也做不到.还有很多人也都做不到.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对这种状况“口出狂言”,说别人“平庸”、“垃圾”的时候,我们正在显示自己的“平庸”,表明自己也正在步入各种各样的“垃圾系”.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像阿廖沙一样,不要去“弑父”,不要去与“父亲”为敌,不用去论断“父亲”,真正有意义的是让自己的人生方式与“父亲”彻底区别开来,活出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我们应该首先让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走下来,不要去审判任何人.作为学生,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尊重你的导师,我们更没有权利攻击导师；作为学生,尤其不能以“汉奸”等词汇攻击别的学者,不论他是不是我们的老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我们要在一个清晰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关系中活出一位现代公民的身份；我们既要明白自己的权利,更要尽上自己当尽的义务；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人文建设还在艰难进行中的社会,作为知识分子,更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大学就是大学,我们要让大学精神真正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要在学习、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按自己认为真正正确的方式来行动.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改变.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我们要在这种伦理关系中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作为学生我们应当尊重导师,更没有权利攻击导师.因为,“尊师”往往与“重道”相连.不是因为导师是否值得尊重,而是因着“重道”我们无条件地“尊师”.

无论如何,当我们从自己做起,我们就有信心面对未来.

（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