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短的党史小故事大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一些爱党人士开始宣传那些感动人心的党史小故事，以振奋人心。具体有哪些简短的小故事呢，接下来一起看看吧。

党史故事1

农忙 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 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

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

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

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 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

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

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

党史故事2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党史故事3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党史故事4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王震以爱才而闻名。他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震，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但在他指挥的部队里，积极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伍。

1937年11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他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

于是，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震求才若渴，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王震传》的编者说：“王震像磁铁一样，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他们都是王震领导某地建设的高级参谋，为某地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王震任农垦。在“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他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李汝庆是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在调查和了解情况后，王震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参加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党史故事5

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心里不大痛快。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同志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温和地笑笑，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说：“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很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了彭德怀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彭德怀趁热打铁，继续开导他说：“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的文章，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原来，这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后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奋勇抗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便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后，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很对的。实践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又说：“另外，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说罢，他摸出钢笔，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彭德怀走后，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又拿给彭德怀过目。不久，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党史故事6

主席爷爷最爱说的是哲学，尤其爱讲辩证唯物论，那深奥的道理啊，到了主席爷爷他老人家的嘴里，那可真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广大学员都激动地说：“原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也这么简单啊。我还以为有多难呢。都是主席讲得好啊。”

一次，敬爱的总司令朱爷爷给大家来讲《党的建设》这一课。课堂上有同学给朱爷爷递条子，想听听国际形势以及我党和国民党的最新关系。朱爷爷一打开这国际形势的话匣子，就停不下了，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下课时间快到了，可党的建设还没有开讲呢。朱爷爷为了节约时间，就念起了讲稿。

这时康克清奶奶站起来向朱爷爷开了一炮。康克清奶奶是谁啊?她就是朱爷爷的革命伴侣，就是爱人，又叫老伴。不过那个时候，康克清奶奶可不老，她才二十七岁，年轻漂亮着呐。只见康奶奶气呼呼地向朱爷爷嚷了起来：“讲课不能念讲稿。念讲稿，谁不会?我也会念。”当时同学们就制止了康奶奶：“让朱总司令讲下去。”

过了几天，党支部会上，同学们都严厉的批评了康克清奶奶 —— 你和朱老总是夫妻，关起门来咋吵、咋讲、咋整都没事，可是你不能把情绪带到课堂上来，你不能在课堂上这么说。这样就是不尊重老师、不尊重领导、不尊重上级、不尊重组织，还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

康克清奶奶虚心诚恳地接受了大家批评，表示以后一定注意。

我们都要学习康奶奶这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怀若谷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品德。

党史故事7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中国******已经走过90年的风风雨雨。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感激。在这百花争艳，风景怡人的季节，踏着时代节拍，穿越岁月时空，我们又走进火红的七月。它是这样令人心潮激荡，它是这样令人信心倍增，它是这样令人充满希望。回首这90年来，我们的党走过的是一条艰苦奋斗的道路。流金的“七一”，燃情的“七一”，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展现着信念与理想。在那灾难深重，血雨腥风的漫漫长夜，是“七一”的晨曦拨开华夏大地重重迷雾，激励着华夏儿女，为了民族的自由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用血与火熔铸的铁锤、银镰砸碎旧世界的机器，铲平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将共产主义信念的火种撒向大地，把理想的火炬照彻强国之路，万里河山因此而挺拔俊秀，雄浑壮丽;历史的长河因此而波澜壮阔，豪情万丈。

在战争年代里的每一天，都会为每时每刻发生在战士身上的故事感动着。董存瑞、黄继光、张思德、刘胡兰每个熟悉的名字都让我们难以忘怀，都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们无怨无悔地奋勇向前。我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感到骄傲，我以生在这样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中国由落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xxx同志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站在历史和发展的高度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富裕。

（一）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

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

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

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

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

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

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背景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

各地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党的第一次会议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６月３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７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７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７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７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５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四）党旗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党旗，是中国的象征和标志。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的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制作统一的党旗。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制作中国共产党党旗样式的决定：“中共党旗样式长宽为3：2，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会议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制作一批标准党旗，分发给各机关。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自己的党旗，从而结束了中共“一大”至“六大”无正式党旗的历史。另外还有一段说法就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过当时由于起义比较仓促，没有打出一面旗帜来。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组织秋收起义，他觉得应该打出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来。他就找到了当时革命军的一个参谋何长工。何长工说，不怕流血牺牲，这面旗帜就是红色的，是我们的鲜血染红的，工农联盟，你们觉得那个党徽怎么样，镰刀、斧头。同志（们）说好是好，但是不跟党旗重了吗。何长工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在这个党徽后面衬一个五角星，五角星代表着工农革命军，这支军队永远跟着党走。就这样，这面镰刀、斧头的军旗，就设计出来了。1933年4月，当时中央研究觉得这镰刀、斧头中的斧头不能足以代表工人阶级，决定把这个斧头调整成为锤子。因此，从那会儿开始，咱们党旗上的标志就是镰刀和锤子。相应地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以及当时苏维埃的旗帜都发生了变化。

（五）毛主席的廉洁故事

1.据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回忆，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于赣南、闽西之间，毛主席行军，战士们沿途没见他骑马，可部队中的伤兵、病号、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虽说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警卫员住在毛主席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主席发现他盯着他的袜子看，就把脚一伸，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但是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貌。毛主席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并不是没有像样的毛毯，但是他硬是不要。此刻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

2.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赣南、陕甘宁边区留下了许多为政廉洁的故事。在井冈山根据地时，1929年的一天，一位老公公给毛泽东送来一条大鲤鱼，说是给毛委员补补身体，当时警卫员不肯收，可是老人家就是不依，只好收下……等到正午时分，毛泽东从老乡那里做社会调查回到住处，警卫员乐呵呵地跟毛泽东说：今天我给你做好吃的——红烧鲤鱼。毛泽东忙问：鱼从哪来的，一定让警卫员送回去，警卫员说：人家是好意……。最后毛泽东让警卫员把鱼称了，按照市场价格，给老乡如数送去了鱼钱。

（六）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但有些老一辈革命家却称自己入党时间是1920年。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一大之前，各地就已经成立了一些共产党组织。过去，党史上都统称其为共产主义小组。但这种称谓不太准确，所以，后来在党史著作中都已经改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出版了6期《共产党》月刊，直接负责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成员多为北京大学的师生。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帮助下，在武昌董必武寓所成立了“共产党武汉支部”。1920年初冬，在毛泽东筹划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诞生。1921年春，陈独秀在广州主持成立了“广州共产党”，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上述8个早期组织大家基本认可。但也有资料显示，天津及唐山、香港、南京也有过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党史学者还注意到共产国际档案中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该报告称，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有40多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关于这些组织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出现和活动，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开始了构建党的组织形式的探索，开展了初步的群众动员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历史起点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