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17篇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论文17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1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上清帝第六书》的有关内容，对戊戌变法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2]PaulPierson.IncreasingReturn，Pathdependence，andthestudyofpolitics(J).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0.

　　[3][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第2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与掠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样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样认识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是一个亟待厘清不同方面。

　　关键词：侵略文化侵略文化渗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

　　《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

　　《纲要》第一章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渗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侵略”，传统意义上是指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其财富，奴役其人民等。教材在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别罗列了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其中，“文化渗透”就形成与其它各方面的并列关系。这样，“文化渗透”在这里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虽然教材没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词，也表明教材写作者对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的区别理解可是。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很多教师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还有直接呼吁教材把“文化渗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一个民族建立了一种高于或者不同于当时社会普遍文明形态的文化时，她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与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走向更新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明积累的长河中的稳定性最为明显，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学术命题。

　　“文化渗透”，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内部，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文化传播导致文化渗透,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学者指出文化渗透是指相互的或双边的文化涵化，也即是两个当事的文化群体彼此影响的文化涵化状况。物质资源只能互换，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通过相互渗透实现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渗透”与各种外来“侵略”在概念逻辑上等同，是错位的。

　　(二)“文化渗透”与“侵略”的史实逻辑混乱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传教士搜集情报，进行间谍侦察活动。2、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担任英军翻译。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与传教士的政治立场有关，与宗教本身无关，更与文化本身无关。此时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主要内容“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我们不否认教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办报纸杂志制造一些侵略言论，而同时教材重点提出来一个典型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说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仅就这样的描述，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文化人物，与真正的人物之间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读者对他的误读与误解。(后文再述)从蔡尔康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一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可见《万国公报》传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认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既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又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怎样看待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渗透与侵略，是需要审慎的甄别与厘清的。

　　1、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对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时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写在书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述，忽略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强大功能。

　　按照现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组织或神话人群都有自由传播自己思想主张并结合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权利，也同样有建造相应之宗教与神话建筑的权利。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传，与西学东渐等等文化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传教士办学来说，历史资料显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广学会，历史资料显示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她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其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来文化传播的积极范例应为“庚款兴学”。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史实证明，美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地拿出庚子赔款部分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某些充当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传教士其行为与宗教无关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想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中国，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另一部分则是为殖民者服务，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后者在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认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宗教而是国家的召唤，是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

　　教材中叙述说“比如，1832年德国____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这些史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其一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语言翻译其次是在从事间谍侦查活动方面，他们并不是各国侵略中国的策划者组织者及主力军。其二某些或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不应该是基督____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造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时刻他们选择了臣服于国家政治利益。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侵略，应该是许多学者认同的20世纪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途径和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历史资料显示仅在东北以外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在鸦片战争炮火的轰击下，中国于灾难痛苦中逐渐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继而中国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变革的大潮。

第3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其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史学界热议的话题。郑大华教授在《晚清思想史》中指出，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事实上，就太平天国统治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言，其自身根本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然其对晚清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却客观上成为清政府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关键词：太平天国;近代化;催化剂

　　关于太平天国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郑大华教授在其近作《晚清思想史》中指出“太平天国存在着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1]97，并从太平天国靠近最先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其领导人不反对西方文化并进行了军事近代化的尝试，还提出了第一个资本主义方案《资政新篇》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证。但这仅仅是就其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而言的，并没有考虑其现实性。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固然有推行近代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逐渐封建化的农民政权中是极其有限的，换言之，太平天国领导人很难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因为他们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其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而郑教授所做出的“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1]99这一论断无疑将太平天国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扩大化了，甚至上升到了对其实施近代化的现实性的讨论。

　　首先，太平天国领导人虽然不反对西方文化，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度是否足以使其冲破固有的封建枷锁和小农意识，真正开启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则又应另当别论。其次，所谓的太平天国进行军事近代化的尝试，是太平天国在与清王朝激战之时，为使自己的武器与之相匹敌而不得不设法购置、仿制一批西方新式武器，且其设厂自制的近代化武器装备非常有限，对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此外，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没有涉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革命要求，同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论者评价说《资政新篇》反映的只是洪仁玕本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愿望，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的思想，是完全没有实行条件和可能的空谈。显然，若以此为据来论证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

　　一、太平天国的自身问题使其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统治存在的严重问题。统治集团中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以及旧式农民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使太平天国终究难逃被扼杀的命运，遑论去进行中国近代化建设。

　　1.太平天国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

　　太平天国的腐败始于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领导集团内部贪图享乐思想和权力欲望的膨胀。天国起义之初，全军将士尚能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2]172。然而，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尤其是攻占南京以后，“六朝绮罗金粉之地助长了天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3]79。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其妻妾就有36人，定都天京后，更是大肆选美，据他儿子的供词，洪秀全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由于人数众多，以至于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此外，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还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在天京城内四处寻找风水宝地营建王府，《贼情汇纂》载洪秀全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五色缤纷，侈丽无匹”[2]164。无独有偶，各王争相效仿，其中李秀成的府邸更是穷极奢侈，耗资巨大，连李鸿章见了都惊叹其为“神仙窟宅”。至此，太平天国的腐败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诸王及各级将领“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2]172，起义之初的“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原则丧失殆尽，消灭“阎罗妖”，建立理想人间天国的进取心也日益被吞噬。

　　随着贪图享乐思想的攀升，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权力欲望也不断膨胀，其最初的同心同德，情同骨肉的手足之情逐渐被浮华的物质生活所淹没，取而代之的则是彼此暌隔，互生嫌隙。杨秀清奸心异常，“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2]45，欲与天王齐，《贼情汇纂》中称“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2]46，“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2]48。领导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最终引发了血腥的“天京变乱”，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对此，黄兴不禁扼腕：“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4]211-212。不仅如此，天京事变后，各级官员贪污受贿、聚敛私财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巩固洪家王朝的势力，洪秀全大封同姓诸王，这些王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搜刮民财，损公肥私，使原本就矛盾丛生的太平天国更加腐败不堪。

　　2.太平天国漠视并排斥知识分子

　　自古以来，无论是领兵作战还是经邦治国，知识分子都是一支不容忽略的重要力量，中国历史上凡取得成功的农民战争，无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与，汉高祖刘邦如此，明太祖朱元璋亦是如此。然太平天国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采取“崇教排儒”的政策，不仅不重视知识，不尊重人才，甚至还拒绝知识分子的投效。早在1852年，湖南失意举人左宗棠曾欲投奔太平天国，并向洪秀全进献攻守建国之策，但洪秀全却并没有接纳他。后来左宗棠回乡组织团练，反而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如果说左宗棠不被太平天国所接纳是因为他是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儒生，违背了“崇教排儒”的政策，那么容闳在太平天国所遭受的冷遇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容闳是一个背离传统，笃信基督教的近代知识分子，其信仰与太平天国并无分歧，但他在太平天国也仅仅得到了一个“义”爵，且他向洪仁玕提出的“新政七建议”也被弃之不用。1862年，著名思想家王韬也曾向洪秀全表示归顺之意，但同样遭到了拒绝。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在征战途中，“凡掳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之，或竟捶楚以死”[2]303。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不仅难以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还将知识分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转而成为太平天国强劲的对手。而太平天国固然也有如石达开、杨秀清之类的军事人才，但天京内乱导致了其人才的锐减，后期虽通过科举选拔了一批官员，但也多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用容闳的话说，“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3]81-82。这样一个缺乏知识分子参与和指导的政权，即便是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又焉能全力学习近代西方文明，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3.太平天国领导人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

　　太平天国运动虽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但其主力军和领导人是旧式农民，他们的反封建斗争仍然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会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而洪秀全在此期间建立的极端中央集权制，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其宣扬的“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5]232，“只有臣错无主错”[6]484的封建伦理道德及森严可畏的等级制度，实质上体现的是农民阶级领袖自身难以克服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太平天国所建立的政权势必会逐渐走向封建化。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宗教近乎狂热的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以及小农阶级固有的安乐思想使其统治的封建性相比清王朝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的尊卑体制更多一点霸气和蛮气”[3]80。在经济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思维结构难以接受实质性的社会变革，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承担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任务，这也是《资政新篇》无法付诸实践的根本原因。此外，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最直接原因是不堪忍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其起义目的无非是求生存，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其革命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定都天京后，农民阶级安逸保守的小生产意识，使太平天国领导人安居于一隅，从而造成了其眼界和思想上的狭隘。正如李振宏教授所说[7]12，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主观目的不可能是推翻封建制度，其客观使命只是通过自身的造反行动，改善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政策，使其统治秩序由失序变为有序，从混乱走向正常，其历史作用在于促进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马克思也曾评论太平天国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8]11。由此可以推断，纵然太平天国没有被镇压下去，其领导人也很难自觉产生推动近代化建设的思想意识，即使有也至少会推迟，而这恰恰是源于农民阶级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总之，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政权而否认其存在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但从它自身统治所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来看，很难相信它会先于清政府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

　　二、太平天国客观上成为清廷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太平天国虽然自身无力承担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但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它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首先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了镇压来势汹汹的农民起义，清朝统治者不得不笼络汉族地主和官僚，扩大部分地方督抚的权力，这样就导致了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使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统治有所松动，从而为近代化的实施在政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其次，在社会经济方面，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改变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但“它对部分地主分子的人身消灭和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勒迫，又造成了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经济的萎缩”[3]83，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连年的战争造成大片土地荒芜，使“客民”开垦得地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地主经济的萎缩和自耕农的增多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扩大，为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清王朝一向严格控制军权，不允许地方上办军队，更严防汉族官僚编练新军。然而，与太平天国激战过程中，清王朝的主力军八旗、绿营却难以遏制太平天国的兵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被迫同意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地方招募新军，由此产生了配备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湘军、淮军，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则成为后来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此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一些有忧患意识的经世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了来自西方的巨大威胁，纷纷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方案，主张向西方学习，早在1842年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然而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清王朝的统治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越来越多的封建官员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重要性，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的兴起。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加速了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在推动中国由封建化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十数年，给清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在其影响下中国许多东西都已不复旧日模样，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中国走向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因此，在探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时，不能人为地拔高其历史高度，认为其足以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重任，事实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统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往往却是致命的。譬如，太平天国日益腐朽的统治及农民领袖思想上的狭隘，不仅使其无力带领中国走向近代化，而且最终也葬送了其革命前程，对此，不应过分苛责。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留给历史的余响却是长久的。

　　参考文献：

　　[1]郑大华.晚清思想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李振宏.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历史结局[J].史学月刊，1995(5).

　　[8]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第4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申报》作为一份在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具备着很高的人文社科价值。本文将从史学、新闻学和经济学三个方面角度来分析《申报》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贡献。

　　【关键词】《申报》；历史回顾；业务改革；经营创新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一、史学价值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二、新闻价值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白话文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白话文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一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三、经济学价值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第5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历史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与特性，被后人认知。可即使是今天我们站在当下的立场着眼之前的历史，有些事情是非功过却也琢磨不清，更不用说古人们的“正在发生”的立场上了。李世民评价魏征的一句话成为当今脍炙人口的名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历史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真相，更多的价值在于我们对于历史的启发和在探讨中生成的附加价值。不论之前、当下亦或是未来，一些历史总会是刻骨铭心，正如鸦片战争后社会的变化，会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鸦片战争清政府抚夷与剿夷社会变化

　　一、未有之变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二、抚夷派和剿夷派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三、社会变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王文泉，劉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第6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西藏本民族的服饰特色得以保留主要原因是取材自然，源于生活，符合藏族劳动人民的生产劳作方式，简要对藏族聚集地区的服饰进行描述。

　　 [关键词]西藏;服饰;特征

　　 服饰是承载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及审美内涵。藏族服饰，从头到脚一应俱全，主要有动物皮、氆氇制作的僧俗帽类，藏袍、袍裙、长布衫、皮毛坎肩、围裙，衬衣，僧装，帮典还有传统藏靴。藏族不论男女极喜爱穿金戴银，佩饰就地取材，常用红珊瑚、绿松石、玛瑙、翡翠蜜蜡镶嵌点缀，给人厚重古朴的质感。衣领、袖口、饰物图案花纹丰富特征明显，辨识度极高。

　　 近代前期藏族服饰样式变化不大，基本沿袭甘丹颇章时期的传统。根据藏族主要的分布地区，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区域。

　　 一、卫藏服饰

　　 城镇居民服饰，平民男子以长袖装为主，襟大、袖长，用料为氆氇。内穿棉布衬衫，脚穿牛皮底的藏靴，靴面用借植或平绒。夏天戴毡制礼帽，冬天戴橙植或狐皮帽。平民女子夏装为斜玛、稽毽质的无袖长袍，内穿粗布衫，冬装穿里子为羔皮或夹棉的藏袍，外套棉布罩，腰束帮典。戴次仁金果帽，靴子用氆氇制成。

　　 牧区服饰，主要指阿里高寒地区。男子以长袖皮袍为主，襟、袖和底边镶上黑色平绒、灯芯绒和毛呢，女子藏袍以着皮袍为主，在板皮外边镶上五彩的帮典料，然后用紅、蓝、绿等颜色作花纹，在襟、袖口和底边镶上黑色羊绒、灯芯绒或毛呢，增加服饰的色彩感和立体感。黑氆氇的藏袍，肩披绸缎为面料水獭皮镶边的披肩，藏语称“甲不力”。

　　 二、康区服饰

　　 康区包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西藏的昌都，青海的玉树地区。史上称康巴为“人域”，人杰地灵，风景秀美。一年之内的民族节日盛会很多，藏历年、金马节、迎秋节，每逢节日，康巴汉子、姑娘着盛装欢庆。

　　 农区藏袍大襟、宽腰、长袖、无扣。注重色彩的艳丽明快。男子藏袍以挂金丝缎或毛呢等为面料，下摆、襟、袖等处镶宽大的水獭、豹、虎等珍贵兽皮，白色衬衫外，穿锦缎袄褂夏装与冬装基本相同，只是冬天里子加羔皮，夏天为单层，脚穿钩鼻厚底藏靴，显得粗犷刹悍。康区女子服饰有较大的差异，玉树、昌都、甘孜等地的女子藏袍制作极为考究，多用织锦缎、毛料为面子，边镶一尺余宽的黑白相配的水獭皮，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对比感。稻城等地女子盛装，以五颜六色的花错植制成的百褶连衣裙，左右胸襟处镶以红、黄、绿、藏青、金丝绒三角形，双袖肘处镶红布，袖边镶绿布，背部镶绣吉祥图案“公热”，裙边镶红色，色彩鲜丽，装饰性极强。

　　 牧区由于多在高寒地带，男女均以厚重的皮板老羊皮、羔羊皮为袍，上饰线条宽大的五色布、呢料条纹或其他宗教图纹。气候稍温暖的地方夏季以轻、薄的面料里加羔皮，或穿错植袍。早期穿光板老羊皮裤子，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脚穿厚底藏靴，腰际横插长刀或铁棍（以防狗），火镰、后腰吊小刀。女子不佩长刀，在前腰佩吊小刀、针线盒、奶钩、银链等，服饰基本形状与玉树农区相似。

　　 康区的丹巴县太平桥的上宅垄、下宅垄和半扇门一带，至今留着清代遗留下来的古老服饰，每逢重大节庆日，妇女们都会穿上先人留下来的盛装歌舞。可能是古老的清代服装珍品在社会上流行的唯一一处地域。

　　 三、安多服饰

　　 农区妇女多选锦缎为袍面，白羊羔皮作里皮，纯黑、紫青、墨绿、碧蓝、咖啡等色为上乘。袍边、袖口常用橙、黄、绿、蓝、靛五色氆氇镶成一寸宽的花边，犹如彩虹叠绕，色彩明快艳丽。戴白毡高尖帽，帽尖高约一尺，沿圆缀以黑色布边。还有一种棉边帽，俗称“四片瓦”，是用细棉制作的圆顶小帽，镶满了金银丝织锦花条。靴子由氆氇制成，靴头、靴帮都用不同色线装饰，在色线中又夹杂着十字纹作为装饰，不同的色块区划分单元，图案十分耐看。

　　 西藏的服饰之所以与内地的服饰有很大差异，最根本的原因是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和基本政治结构不同，我们还需要联系藏民族的文化和其基本精神的影响。藏族人民的服饰一开始便与大自然有密切联系，制服材料取之于自然，用青稞染色，皮毛，羊皮袍，藏地昼夜温差大，牧区风大寒冷，服饰整体厚重。避免了服饰与宗教一体化的僵局，同时一味地突出自然属性，使其服饰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上。

　　 参考文献：

　　 嘉雍群培.藏族文化艺术[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07.

　　 [作者简介]

　　 苏丽英，山西省原平市人，目前就读于西藏大学。

　　 [作者单位]

　　 西藏大学

第7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它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先河，它大力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事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抵制的作用。洋务运动用自身的发展诠释了近代化的概念，后来历史证明正是洋务运动奠定的基础，才使中国的近代化向纵深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化;历史地位

　　洋务运动简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寄希望于不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情况下，主要开展工业、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革新而求“自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1]。同时最重要的是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的创办，近代教育制度的革新和教育体制的形成，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军事工业的创办及其性质

　　洋务运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不过，洋务运动的中心前后有所变化，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自强”为宗旨，重点在训练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除继续进行“求强”活动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开始兴办民用工业，把“自强”与“求富”结合起来[2]。

　　洋务派创建的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是从1865年建立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3]。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三所洋炮局。1863年12月，李鸿章攻占苏州后，将三所洋炮局中由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称“苏州洋炮局”，后又于1865年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李鸿章购买的“旗记铁厂”，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1864年李鸿章买下了“阿思本舰队”的一批机器，在苏州洋炮局安装使用，“李鸿章在现场参观后大为惊叹，深深感到机器生产的重要性”[4]。`从此，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建立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企业。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属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这种官办性质使得这些企业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丛生，但在厂子内部工人大多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其工资按照技术熟练程度决定，这表明这些军事工业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故“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点”[5]。在洋务运动期间，清军的战斗力明显有所提高。当然，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兴办并没有达到“自强”的目标，没有彻底击退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但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对缓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并最终避免完全殖民地化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第一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生产技术，通过翻译西学和开办学堂传播了西学，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三，由于武器的生产，是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所以导致了矿业、钢铁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电讯业等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二民用企业的开办及其性质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企业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由于支付战争赔款和镇压人民起义的庞大军费，清政府无法为新式军事企业筹措足够的经费。其次是举办军事企业迫切需要原料、燃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电信部门的配合，洋务派他们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除了“坚船利炮”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6]。另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加强，洋务派试图通过自办民用企业“分洋局利益”，与洋商进行“商战”[7]，对抗列强对华经济扩张，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又着手兴办“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民用企业的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业、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中，少数几个为官办，其余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所谓“官督”，就是官方保护、扶持，并委派代表对企业进行监督、稽查。所谓“商办”，就是商务有商人经理，官不过问，盈亏均由商人承担。这一形势，对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诞生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他们使这些企业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能够吸引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把资金投放进来，他们对官督商办企业提供垫款或借款，给予减免税厘以及专利等权力，对这些企业予以庇护。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对中国近代商办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

　　随着对外交涉的扩大和军用、民用工业的开办，洋务派对新式人才的渴望与需求与日增强，对创办新式教育的认识与积极性日渐提高。早在洋务运动开始之际，一些思想家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义》中指出：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特产，多中人所不及”，倡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8]。其后，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均在他们的著述中反复宣传西学，陈述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洋务派官员则从实践中感到“时事孔亟，首中人才”[9]。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便利用他们的权势积极创办学堂。1861年，奕訢即以外交需要为由，率先奏准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开近代新式学堂之先河。稍后，各企业自办的学堂陆续涌现，期间多次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和反对，但他们坚持办学不辍。洋务派如此重视兴办新式教育，也是对传统的科举制的一种挑战和冲击。

　　“新式教育肇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0]，它以创办学堂为主，兼及派遣留学生和组织翻译机构，目的在于培养为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及各类实用人才。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新式学堂中有外国语学堂7个、科学技术学堂7个、，其中包括很著名的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福建船政学堂(1867)、天津电报学堂(1880)、上海电报学堂(1882)、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等[11]。

　　洋务运动时期新式教育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它开始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国教育中的一统天下，为社会培养了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洋务运动时期呈现出了中学和西学并重的局面，并被后来的一些思想家理想的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容许了外国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及至世界知识和国际公法等实用科学及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其次，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引导学生在面向社会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面向自然，学习自然科学。再次，新式教育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为我国培养了传播科学文化的种子，使很多优秀的东西得以传入我国

　　四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政治上的失败不代表洋务运动全面的失败，许多的东西展现出了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整个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一)它第一次把向西方学习由思想主张变为大规模的实际运动，迈开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但并没有大规模的实际行动。19世纪60年代初，脱颖而出的洋务派官僚发动并主持了这场运动。从此，“打开国门、吸纳新知、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世界”，成为近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二)它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洋务运动首次在中国大地上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军用、民用资本主义企业，符合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宏观方向，修成台湾铁路、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段，并开始修筑京汉铁路，同时，修筑了通达全国的各主要行省的电报、邮政业务，这些企业产生时间虽然迟于外国在华资本，但比中国民族资本发展要早，在生产规模和资本总额方面，不但远远超过了当时民族资本企业，也优于外国在华资本企业，不会随着清王朝的倒台而失去作用，不会随着洋务运动政治上的失败而终止。

　　(三)它加强了国防的力量。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生发展，对于抵制外国侵略，保卫国防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洋务运动中，创建了中国近代化第一支海军。陆军改革虽然进程缓慢，但也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新式枪炮，由此可说，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国防建设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

　　(四)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举办的民族企业在同国外商品争夺市场，维护本民族利益，为促进早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用企业虽然对外国资本存在着妥协性和依赖性，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作为列强在华企业的对立面出现，所以，它的崛起和发展在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抵御外国资本侵入，建立近代企业体系方面有重要意义。

　　结语

　　洋务运动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潮流，,它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先河，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事业，是中国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虽然洋务运动也有种种缺陷，但试想如若没有洋务运动，可能就不会有中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自然也就不会有政治近代化尝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变法运动、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遑论文化心理近代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2]。所以古老中国一步步的发展、进步。没有洋务运动奠定基础显然是不可能的。

　　注释：

　　[1]郑剑顺.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115、116、117.

　　[2][3][12]夏东元.洋务运动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5)，70、71、141、142、143、144、145.

　　[4]史远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8),134、135、149、170、171、172.

　　[5][6][7]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62、63、64、65.

　　[8][9]杨益茂.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J].北京社会科学.1996(1),108、109.

　　[10][11]杜雯铀.洋务运动与教育改革[J].求是书刊.1997(3),98、101、102.

第8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妇女开展了参政活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参政运动的开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对妇女参政的活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关键词：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从民族发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也要参政”的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拉开了妇女参政的大幕，从此女性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走上了顽强拼搏和充满坎坷的抗争之路。

　　一、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

　　（一）革命活动拓展了妇女的眼界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较多，妇女基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国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样就为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很多国外的民主思想传入到国内，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天赋人权”思想为参政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还离不开思想基础，“天赋人权”则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很多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就为我国女性树立了学习榜样，造成妇女参与到参政活动中。妇女吸收了“天赋人权”思想，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提供了平台，参政运动开展中妇女采用办报刊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女子参政的影响力。

　　二、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沉寂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妇女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参政的人数比较少。在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存在，即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参与人员也对妇女存在歧视心理，这样就导致妇女参政活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参政的妇女主要为革命参与人员、官员，这些人员理应具有相同的目标。妇女参政运动中受到了抵制，这些人员在面对抵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参政妇女之间不够团结，导致参政运动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请愿活动受到舆论反对。

　　（二）自身原因

　　导致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还包括妇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在当時的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这是重要的原因。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需要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表达意见时自己的主张不敢轻易的表达出来。其次妇女的素质也比较低，很多妇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于政治空有参与热情，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比较低，参政的影响力比较小。在参政中不能有效的表达自身的观点，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效果比较差，这些原因都对参政运动的开展带来了阻碍，最终导致参政运动沉寂下来。

　　三、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的启示

　　（一）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

　　封建时期的妇女在经济上严重的依赖男士，这样就导致妇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参与到参政活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妇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需要妇女在经济方面处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使女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表达自身的观点，反之若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依赖的状态，则会处处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妇女参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因此要想妇女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要做到经济独立。

　　（二）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参政人员之间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参政运动的失败。这就说明参政活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在社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为参政活动的开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妇女要想参政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念，加快参政活动的开展。参政运动中要广泛的动员群众的力量，让更多的妇女参与进来。

　　（三）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会下妇女的权利比较少，不能表达自身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必须开展革命，获得自身的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前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此时妇女将自身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这样就使得妇女参政运动不断高涨。政治局面比较复杂，资产阶级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妇女参政的需求。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最后归于平静，但是妇女参政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政治权利的获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结语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刘荣荣.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参政运动研究[J].现代交际，2018（22）：221-222.

　　[2]简姿亚.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和女子参政运动[J].云梦学刊，2011，32（06）：52-54.

　　[3]薛文彦.辛亥革命期间的妇女参政运动及启示[J].阴山学刊，2011，24（05）：43-46.

　　[4]范茹平.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1（08）：108-111.

第9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仰史诗，追求崇高理想》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国情;教训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第10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一、社会的复杂性为人物的出现创造环境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二、地主阶级的探索开启民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三、农民阶级的反抗影响了一代人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基督教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四、资产阶级的变革打开了束缚自由的枷锁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五、革命，既是孕育朝阳的黎明也是一时的混沌黑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六、爱国主义是一把火炬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七、为理想社会的拼搏引领了一代人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八、阶级派别的递进性使人物不断涌现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九、乱世的复杂性与对和平的渴望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十、文明的交汇期，人物的繁衍期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4】《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华民国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7】《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费正清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第11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外部西方女权思想、世界女权斗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加之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被传统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逐渐觉醒。最先接受先进思想的女性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交、教育和婚姻家庭等方面争取和男性一样平等、自由的权利，不断谋取自身的解放，同时也号召中国广大的妇女纷纷投身于自身的解放之中，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2-0247-04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随着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和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上接受先进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为女权发声，主张男女平等、解放女性，其他的女性群体也随着思想的不断觉醒纷纷开始为自己发声，谋取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独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利，这极大的推动了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蓬勃发展。

　　一、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深入发展的背景条件

　　五四运动不仅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掀起了女性解放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世界女权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和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使中国女性解放思潮在女性谋取自身权利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发展。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革命、中国的命运前途带来了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也给处在压迫中的女性带来了希望，让她们看到了女性地位与男性平等，女性拥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可能。“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积极发表有关女性解放的文章，在女性解放思想的不断传播影响下，陈独秀、李达等人也纷纷在《新青年》《妇女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女革命家和苏俄等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她们所取得的胜利，这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激励中国女性起来谋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社会的女性解放运动，引导着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发展。

　　2.西方社会女权运动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下，要求谋取在政治上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参政权利，经过不断地努力抗争，西方女性最终获得了政治上的选举权，摆脱了政治上被奴役的境地，逐步获得了自身的解放。而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女性，中国的妇女依然处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和压迫之中。她们政治上没有任何话语权，经上依附于男性和家庭，没有自由和平等可言。在此情景之下，受西方人权思想和女权运动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站出来深刻地抨击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提倡女性的解放，为广大深受压迫的妇女发声，这也促进了女性解放思潮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深入发展。

　　3.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女性解放奠定基础

　　五四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瓦解了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上还产生了需要女性的职业。此外，许多小生产受到大工业的冲击濒临破产，加之迫于生活的需要，男性不得不允许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这也使得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独立地位。随着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女工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和发展，这为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组织基础。中国女性的地位在经济领域获得独立也是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深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4.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和女性的自我觉醒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虽然一部分先进之士注意到了女权的问题，但是这个时期的女权和女性解放还是被看作含有政治目的，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从人的个性等方面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并拥有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力。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封建礼教、封建纲常，提出“打到孔家店”，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新的曙光。五四运动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女性知识分子不断地与封建伦理纲常进行反抗斗争，处在压迫之中的女性开始觉醒，为了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经济上的独立、受教育权、个性解放不断地抗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极大地促进了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大地的深入发展。

　　二、女性解放思潮深入发展的主要内容

　　五四时期是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在女性解放思潮影响下的女性解放运动发展的一个高潮，引发了社会上对女性经济独立、政治参与、个性解放、社交平等、婚恋自由等一系列的内容展开了深刻的讨论。

　　1.政治参与

　　自古以来，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男性在政治领域中始终占據着主宰地位，女性在政治领域中毫无权利可言。随着西方女权思想的不断传播，中国社会中的女性开始在男性主宰的政治领域谋取平等的权利。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不少女性在“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下举行参政运动，并且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女性参政团体，但是由于自身组织涣散，思想解放程度不高等问题，最终失败。五四运动时期，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女性知识分子主张真正的民主政治应该包括男性和女性，男女拥有同样的参政机会。社会上不少先进之士也纷纷为女性发声，“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有参政权，女子独能没有吗？合男女乃能成社会，而社会上的权利，只有一部的人能享有，岂能为平等？故妇女不参政，不能完全权利，则社会永无平等之可言，且陷于半身不遂，而不能使文明蒸蒸日上”[2]。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女性解放思潮不断深入发展，经过在政治领域的不断斗争、努力，中国女性获得了政治上的参与权。2.经济的独立

　　女权的发展、女性的解放，要从女性的经济独立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夫为妻纲”的思想象一把沉重的枷锁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之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女性只能靠家庭中的男性养活，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要想实现女权、女性的解放，必须使女性获得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能力，只有实现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为实现其他方面的独立打下基础。因此，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中心进行了深刻的探讨，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明确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妇女经济独立、才能实现妇女彻底解放。在五四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下，许多女性被唤醒，意识到了实现经济上独立的重要性。在1921年《改造宣言及章程》中，提出了社会上的职业都要允许女性加入的声明，那些被女权思潮唤醒的女性也在《妇女声》上发出了“取得自由、社会的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内心深处最迫切的呐喊声，来争取实现自己经济上的独立。

　　3.教育平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思想，女性受教育的历史一直处于长期空白的状态。梁启超曾提出兴办女学的主张，使广大女性能够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教育的发展，但“贤妻良母观”存在着局限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倡实现男女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胡适、李大钊、徐彦之、邓春兰等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兴女学，实行男女同校，让女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此外，当时的进步之士认为，“先教育，先预备，然后解放”[3]，即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中国女性群体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摆脱长久以来封建礼教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奴性色彩，为追求自己人格上的平等和谋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扫清障碍。在男女同校的主张下，许多大学纷纷向女性打开大门，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据统计，截止到1922年，全国大学共34880人，其中女性为881人，虽然女学生的人数不多，但这是挑战传统、实现女性拥有平等受教育权上迈出的一大步。

　　4.社交公平

　　中国的女性在五四时期以前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形象，并且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一直遵守着封建社会延续而来的“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等原则，女性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可言，女性的活动一直是局限于家庭或者说是在男性背后的，她们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思潮等先进思想在中国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向社会呼吁“社交公开”。1919年4月15日，杨潮生率先在《新青年》发表署名文章——《男女社交公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主张。其他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也认为男女应有平等的社会交往权，并提出了“男女社交是與女之平等人格的表示，反对出女社交，就是反对男女平等”[4]。社交公平是女子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女性获得其他平等权利的第一步。在这种男女平等、自由地进行社会交往的思想影响下，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男女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的热潮。

　　5.婚姻家庭的变革

　　五四时期，在女权思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形势下，变革婚姻家庭制度被视为是女性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婚姻家庭中女性的问题也成为社会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首先，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了旧的贞操制度。自封建社会以来，传统的贞操制度一直是束缚女性的一枷锁，无数女性也为它失去了无辜的生命。周作人等民主主义者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发表《贞操论》，胡适发表《贞操问题》等文章，掀起了对封建传统贞操论的批判热潮。

　　其次，五四先驱们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的婚姻包办制度，男女皆有恋爱的自由，有权选择自己幸福，只有恋爱自由，才能“破坏旧社会一切伪道德，恶习惯”[5]，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再婚的自由和改嫁的自由。

　　再次，批判了封建的宗法家庭制度。以封建家长制为核心的传统家庭制度是束缚、压抑人性的，是女性的牢笼，在传统的家庭制度下，女性没有出入的自由、交友的自由、婚姻的自由，完全沦落为男性的附属品。新的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揭露女性被奴役蹂躏的情形，号召女性站起来打破家庭的束缚，寻求自身的解放。

　　此外，陈独秀在《男系制与遗产制》中还讨论了继承权的问题，其主张应打破传统的“传男不传女”的思想，女性拥有和男性相同的继承权。

　　三、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发展的特点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虽然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时期传播的女性解放思潮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1.从资产阶级的女权、民主思想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有初步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五四之前的中国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主要受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自由、平等思想和先进的“天赋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提出解放女性，把女性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资产阶级的思想，由于其思想存在着不足，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向不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来指导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陈独秀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指出：“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开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然是不会解决的。”[6]他陆续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与妇女运动》《我的妇女解放观》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了女性解放问题，这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下完成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已经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因此在五四制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也逐步具备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2.思想宣传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五四时期，接受先进思想的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妇女解放的问题高度关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妇女觀》《欧洲七女杰》等文章对女性解放的问题进行宣传，引起社会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各种宣传女性解放的特刊、报刊等纷纷涌现，“五四时期，妇女报刊大量创刊，据不完全统计，从1915～1920年就有近30种”[7]。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中国女性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关注并探索女性解放的途径。在这个时期，除了对女性解放思潮的认识和宣传达到了一个高潮，对女性解放的实践运动也达到了一个顶峰。首先，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广大的女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现新女性形象的广阔政治舞台，她们和男性一起走向爱国运动的最前沿，进行游行抗议等，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女性的解放和获得独立人格的渴求。在爱国运动的刺激下，天津的女性要求解放的呼声最为强烈，1919年，以周恩来、张若茗为代表的第一个男女同社的爱国团体正式成立。实现了男女在社会交往上的平等，促进了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此影响下，北京等地纷纷成立了一大批女性社团和学生联合会，并创办关注女性问题的报刊——《妇女日报》，呼吁中国受压迫的女性思考自身的解放问题，许多新知识女性也纷纷发文，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政治权利等。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潮在理论上得到了深入的发展，纷纷觉醒的女性积极地投入到爱国运动和谋取女性解放的运动中，使女性解放思潮和女性解放运动在五四时期都达到了一个高峰。3.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出现多元的思想格局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的思想不断得到启蒙解放，对封建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社会阶级不断分化，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同阶级对于女性解放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此情形下，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出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共存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时期，就女性解放而言，存在着众多的思想流派，有“女子解放心理派”“女子职业派”“女子参政派”“限制生育派”等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还有“工读互助式”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以及逐步在发展壮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流派。关于女性解放的道路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道路，希望通过斗争来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获得教育的权利，实现男女的平等。第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女性解放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转而接受社會主义，由于还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工读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探讨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这些流派在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的讨论上达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状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的局面，各流派就女性解放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思想界掀起女性解放的高潮，促进这一时期女性解放思潮的的深入发展。

　　4.女性解放思潮具有社会基础上的广泛性和思想理论上的深刻性

　　在早期的女性解放思潮的传播，首先是在先进的知识女青年中传播的。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首先影响的是学生群体，在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高校中的女学生由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和担忧，开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入到五四爱国运动之中。北京女学生的爱国行动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各地女性的解放和爱国活动的开展，天津、上海成为女性参加爱国活动最积极的地区。由于北洋政府对爱国运动的镇压，工人阶级加入爱国运动中。加之受过西方教育的上层知识女性对女性解放思潮、爱国思想、兴教育等思想的宣传，工、商、学界的女性都参加到运动当中，就连歌女、妓女也参加到爱国运动中，在五四运动不断地发展过程，一开始的女性知识分子发展到广大的劳动女性，社会上处于各阶层的女性逐步意识到自身解放的重要性，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女性解放也从开始的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获得自由，转向寻求以人格独立意识为核心的个性解放观念。“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8]

　　陈独秀将女性解放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解放相提并论，将女性解放问题当作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这是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传播，转向从社会制度层面探讨女性解放，并将女性的解放重心转移到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提出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妇女解放理论，提出了“联合妇女”的思想，寻找到了女性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使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和层次。

　　中国的女性群体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封建的礼教和传统伦理纲常的束缚，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受西方女权、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掀起了女性的解放序幕。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思潮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有关女性解放的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女性，使她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谋取属于自己的平等的权利，开创了女性解放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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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茅盾.茅盾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世衡.中国女性问题讨论（第4册）[M].北京：新文化出版社，1923.

　　[6]陈独秀.陈独秀文献选编[M].上海：三联书店，1984.

　　[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8]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第12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得九江成为了通商口岸，随后1867年传教士创办了埠阆小学，大批的教会学校涌入九江。九江教会学校虽然是一种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外国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冲击，但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新的教育理念，对九江的教育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教会学校；教育；九江

　　 随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蜂拥而入，足迹所至，遍布全国，尤以通商口岸为最。九江作为江西省的北大门，在沦为列强的通商口岸时，帝国主义在这里强占租界，控制海关。洋商和传教士大量涌入使九江成为殖民侵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据点。由此建立了一大批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九江本土教育，对九江地区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九江教会学校产生的原因

　　 九江教会学校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产物，有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订立，外国教会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也有天主教自身向外传教的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外国传道士通过各国列强与中国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在九江进行传道，并寓宗教于科学开始建立一系列的教会学校。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通过签署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近代九江历史开始剧变的年代。外国列强根据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天津条约》增辟长江沿岸的汉口、九江、南京和镇江为通商口岸，其中第十三条的明确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欲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①。天主教，基督教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入了中国各地，传教士九江作为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通商口岸被传教士所侵占。传教士们在这里传播基督教义，但在传教过程中发现他们西方宗教信仰与传统儒家文化存在严重的冲突，为了更好的传播教义，也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国传教士，他们开始在九江兴办教会学校。于是手捧《圣经》的传教士们，由教堂转向课堂，并将这一政策视为拯救中国人“灵魂”、传播基督“福音”之捷径。

　　 （二）内部原因

　　 基督教会天主教会自身有对外扩张的需求，他们需要更多的教徒更多的人来信奉他们的上帝。中国众多人口和漫长的不信奉基督教的历史是他们想去中国传教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为什么去中国，原因之一是在哪辽阔的土地上，每个月都有一百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状态中死亡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中国生活着三亿不信仰上帝的人。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能想象或者不信仰上帝吗。”②面对如此大的不信教的人口，传教士们都想去中国传教，去吸引更多的信教徒，这是基督教天主教自身向外扩张的属性所决定的。

　　 二、九江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九江教会学校在就将成为通商口岸后开始出现，主要是小学水平的教会学校居多。“从1865年开始，作为法国侵入内地的主要工具的天主教，在九江以及赣北、鄂东各地，先后设立了天主堂、仁善堂、医院、济世中学、济世小学等十余个教会团体和学校。继天主教之后而来的是基督教。从1867年起美国基督教的美以美会，内地会，卫理公会先后侵入九江，建立了以此为中心的赣北、鄂东教区管辖甘南堂、化善堂妇女传道部、同文中学、同文小学、儒励中学、儒励小学、医院、护士学校等20多个教会团体和学校”。③九江的的教会学校，由于传教士，教会团体的增多逐渐增加，地区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大，对九江的教育影响也越来越大。

　　 1867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传教士赫尔利、陶理在湓甫路创办九江近代第一家教会学校“埠阆小学。”“1873年美以美会办理九江‘半日女校’，1882年美以美会办理九江‘传道女校’，1908美以美会年办理三翘小学即翘志小学、翘材小学、翘秀小学。1910年美以美会办理翘德小学”。④一系列的教会学校的出现说明教会学校随着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的发展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1867年美国基督会创办的埠阆小学最初的有十几名的学生他们大多是九江教会的信徒子弟。学习的课程有圣经、天文、地理、论语、算数等。随着学生的增加逐渐改变了以前在教堂直接教学的方式，买了一栋民家大院，开始按年级授课，教育逐渐走向正规。1873年九江半日女校开办时，最初只有两名学生，经过十年的发展人数增加到50名学生。学生为初小四年，高小3年。课程到民国前达到十五课之多，但大多还是学习西方文化以及圣经。学生的学费免收，衣食也由校方提供，每人每月还有约半银元的零用钱。为了防止学生中途退学，学生需要和校方定公约，若学生中途退学，学生需要赔偿校方所给的费用。1882年创办的九江传道女校，是专门招收未婚女子和寡妇入校学习《圣经》，学习三个月后出去传教。以后，学校发展为专门为各牧区培养女传道人员的专门学校。”⑤从最初的综合类的小学，到半工半读的女子学校，再到最后的专门类职业学校，教会学校的一系列的变化，表示着它在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

　　 三、九江教会学校的教育状况及其模式

　　 教会学校虽然混杂了宗教的内容而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资本主义教育的面貌，但它的基本模式，包括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生源状况、教师状况都值得我们研究分析。

　　 （一）教会学校的培养目标

　　 教会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教徒，使学生成为传教士的主要助手，使更多的人信奉上帝。一位主持教会学校的传教士曾这样谈论教会学校的目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成为某基督教的宣传工具，从这里将培养出具有教徒般的热情和信心的青年，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传播耶稣福音”。⑥教会学校从来就不是慈善事业，它的目标从来就是为了扩展教会势力，从而培植出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但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仅仅为培养传教助手的教会学校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需求，教会学校最终也不得部改變最初的目的，更加注重专门教育职业教育，使得学生更好的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二）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

　　 早期为了培养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它的教学内容就必须以宗教课为主，但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只有宗教课的教会学校改变了它们单一的的教学内容，后期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除开设基本的宗教课程外，教会学校为了适应中国的需要还开设了经学课程和一些西文西艺等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课程。“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算数、国文、道学、地理、历史、生物、天文、体操、音乐、英语等”。⑦教会学校丰富的教学内容吸引了更多学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对外国的西文西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教会学校的教学方法

　　 教会学校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方法，注重知识的接受规律。学校根据学生的程度和不同情况，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教学时讲究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循序浙进，逐步提高。“教会学校遵循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的原则，反对注入式，主张启发式教育。教育虽然要以教科书为蓝本，但还提倡以实物示予学生，引起和启发学生的兴趣”。⑧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的自学，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反对之前的灌输式教育塾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模仿作习的学习方法。

　　 （四）教会学校的生源状况

　　 教会学校的学生一般都来自于贫苦家庭或者是教徒的子弟。“19世纪中叶，教会办的学校绝大部分是小学性质的走读学校和义学，规模很小，有的只有两、三个学生，多来自贫苦人家，有的还是收容的孤儿以致小乞丐”。⑨教会学校的生源单一，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生存能力的贫寒子弟，即使是这样教会学校的生源还是十分紧张，基本上还是招不到学生。

　　 （五）教会学校的教师状况

　　 教会学校的教师大多数都是传教士兼任的，大部分没有专门的教师。“教会学校的教师则由传教士或者他们的妻子担任”⑩教师的兼任状况使教会学校的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以传教士为教师的学校更加注重培养传道助手。

　　 四、对九江教会学校的评价

　　 九江的教会学校是在特定历史下的产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九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侵略的手段在一定程度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文化渗透，以配合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攻势在意识形态上奴役中国人民以达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面对九江教会学校的复杂性，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它。即要承认其侵略性也不能否认其进步意义。

　　 （一）消极作用

　　 这是因为“帝国资本主义要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必然要利用富有欺骗性质的传教士作为他们的爪牙；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但需要利用宗教统治本国人民，而且需要把这种统治方式向外延伸，绝不是传教士发什么“善心”所能改变的”。?教会学校基本立于中国体系之外，它作为一种文化侵略手段旨在同化我们的思想，从思想上奴化人民，从而达到他长期统治的作用。

　　 （二）积极作用

　　 九江教会学校在历史上虽然是作为一种文化侵略的手段出现，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教会学校在进一步加快了九江教育近代化，弥补了九江公立学校的良莠不齐，发展缓慢等问题。解决了一部份贫苦人民的子女的教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教育。同时教会学校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教育模式，推动了中国的教育革新，对中国的近代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加快了九江近代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速度。教会学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让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了西方文明。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汇编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2]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3]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岸史略[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

　　 [4]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4.

　　 [5]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6]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注释：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汇编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97.

　　 ②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25.

　　 ③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岸史略[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19.

　　 ④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4.

　　 ⑤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4.

　　 ⑥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32.

　　 ⑦田正平.教會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09.

　　 ⑧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10.

　　 ⑨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57.

　　 ⑩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57.

　　 ?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39.

第13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国情;教训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吴恩远.十月革命：必然性、历史意义和启迪，2007

　　[3] 斯大林.《斯大林集》.人民出版社，1959

　　[4] 柯云;丽阳.《钟山风雨》，2006.06

第14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古人有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唐太宗也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中国近现代史连接过去和现在，起着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其下一站就是社会，要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我们才能以清醒的态度、严谨的唯物史观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学习中国近代史，所学何用?当然要祭奠那些无辜丧命于外敌枪炮下的万千同胞，要追忆三元里人民的拼死抗争、“致远号”二百五十名将士以舰殉国的英勇悲壮，要缅怀“戊戌六君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爱国之举。然而，最重要的意义是从这段苦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励精图治，振奋自强，做好今天的事，写好中国的未来史。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发端，意义不寻常。如果说此前的中国仍沉湎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境之中，那么此后的中国则被列强的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不可能有与世隔绝的安宁，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除被迫一战，别无选择。此后，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绵延不绝。

　　18世纪，工业革命过后的英国在与闭关锁国的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向中国销售鸦片。林则徐禁烟之后，英国政府以此为由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其性质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由封闭到逐步向世界开放，逐步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但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最大的后果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使中国领土和主权开始遭到破坏，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打破清朝闭关锁国局面，使中国由闭关逐步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其次是加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旧制度的解体。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思想上，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也从此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发展重工业。但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同事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挽救清王朝发动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其重点在军事、外交、机器制造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某些文教事业，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本质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并且洋务运动是在封建官僚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有限，难成大器。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政治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于是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于是他们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转换观念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上来。于是，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发动了“戊戌变法”。但是最终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最终没能成功实行，但是其积极意义仍然很重大。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

　　习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第一次把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变法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戊戌变法使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广大爱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清朝的统治者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同志。国父孙中山先生建立了国民党，并领导广大爱国志士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后试图复辟，但这场闹剧曹操收场，袁世凯也病死。但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19xx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联合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但是后来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了分歧。于是国共内战爆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中国共 产 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妄图在中国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于19xx年6月，发动了旨在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全面内战。经过3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共 产 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等，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全国领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我们一定要牢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承担起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学习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易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读史明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一定要将中国近代史牢记于胸，并时刻不忘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第15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文化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和精神导向。在近代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明显落后于中国社会实践变革的步伐，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也极其有限；在长期的中西文化争论中，逐步把现代化作为中国文化价值观转型的标准和取向；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当代核心价值观深深烙上了时代的烙印。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现代化；经济体制；文化

　　价值观念是社会观念的灵魂和核心。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是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和群体、阶级的社会评价与社会理想。文化价值观就是作为主体的人以自身需要为尺度对于作为客体的主客观世界以及彼此关系的评价而形成总的观点。文化价值观念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真正成为可以进行社会交流的社会的意识，它不仅作用于个人，更多地作用于社会，甚至成为一定社会的精神导向。

　　一、中国近代文化价值观的演变严重地落后于实践的要求和时代的步伐

　　1、从时间上看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演变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千年之变局”，需要当时的统治阶级对这一切变化做出敏锐的反映，理性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整体来说，表现的是迟钝、愚昧和夜郎自大。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旧的封建文化价值观。旧思想的延续使中国社会在此后的20年中没有产生任何进展。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价值观依然守旧。洋务运动三十余年的光阴，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在实践中也遇到无法克服的种种矛盾。

　　如果把中国近代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的演进过程放入世界历史进程中，以日本为参照，中国新思想落后于社会实践的特点尤为突出。日本与中国在近代的遭遇极为相似，日本于1853年3月第一次遭受美国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这比中国第一次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晚13年，日本于1868年开始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明治维新”，而中国于1898才开始进行内容相同的“”。且不说两国变法的结局不同，单从时间上看，中国遭受侵略要比日本早的多，遭受侵略的程度比日本深的多，中国的社会实际更迫切需要新思想的指导，而相同内容的新思想的出现比日本晚的多。新思想出现的严重滞后必然导致社会改革步伐的落后，社会发展的缓慢。更为重要的是，新思想及改革的滞后，必将丧失许多开展现代化的有利时机与条件，导致社会改革的失败。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费正清说：一个处于衰败之中的政权，越是将改革与现代化的启动往后推，他自己就越没有力量做这件事。

　　2、从作用来看中国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极其有限性

　　中国近代史上新的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极其有限性。任何一个社会出现的新思想与其指导下的实践结果都会有一定的差距，但历史上的中国在这方面的反差尤为突出。以兴办民用工业、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中宣告富国强兵目的破产。尔后出现的轰轰烈烈的“”仅存在103天，唯有京师大学堂的成果被保存下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远远没有实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终目的。中国出现的社会改良运动和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国强兵的道路，相反20世纪初的中国依然是军阀混战。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多少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下去，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1）。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社会改革或革命都收效甚微。中国近代社会改革和改良呈现出按部就班的递进式，虽然可以避免因改革步骤过大而激化矛盾，但这种递进式的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与日本相比较，日本不仅表现在新思想出现的周期短，而且，在遭受西方殖民侵略后，第一次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明治维新”，不仅在内容上超出中国同时期的“洋务运动”，并且一举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相比之下，更可以看出新思想对中国社会实践作用的有限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二、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价值观演变的标准及趋向

　　中国现代文化格局是社会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边缘化。作为适应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于现时代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适应现代化或促进现代化的因素，我们要继承其精华，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对于资本主义文化，我们也要继承其优秀的部分，因为这些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其先进性自不待言。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是高枕无忧，也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能自觉地保持其先进性。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的，其经济、政治因素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明显的制约作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得发挥，在同资本主义文化的较量中呈现出守势。所以，社会主义文化也面临着再发展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部分转型后，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文化也要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合理成分，这就需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现代化。

　　资本主义产生及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初见端倪，几个世纪以来，它冲出欧洲，逐步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当今世界生活的最普遍现象。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现代化实质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种共同现象。

　　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转型要以现代化作为标准，并不是我们今天才认识到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文化之争中，这个问题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之争，参加辩论者要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进而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未来文化的构建方向；要么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构建方向。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两种观点关于中国未来文化的构建并没有跳出这两个方向。到了20世纪30年代，又一次掀起“中国文化本位论”和“西化论”之争，这一次争论在构建中国未来文化的方向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场争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文化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取代“西化”、“中国化”等概念。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二十年代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思想界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道路在逐步深化。这里提出的现代化的概念与后来西方提出的现代化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现代化“表示，一般人己渐觉得以前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2）。我们的前人在中西文化之争中，逐步摸索到文化价值观转型的标准，这就是现代化。实践证明这个标准是正确的。

　　现代化这个标准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在本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和现代化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8世纪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期的第二轮现代化浪潮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紧密的联系起来，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现代化浪潮和社会主义的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反映，必然要体现出现代化的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要体现出先进性，就必须紧跟世界潮流，反映世界潮流。社会主价值观要赢得与其他文化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一切进文明。而现代化就是先进文明的载体和集中体现。用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转型的标准，更能体现文化价值观构建的内涵。

　　当然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是现代化价值观的基础和起点，离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建设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常认为要么是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要么是阻碍现代化的进程。通过长时间实践，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有些方面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有些方面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地承认传统文化根置于现代文化之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然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根源，而且因为它的许多因素，包括进步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已经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化之中，否认它们的存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把他们排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外是不可能的。正如许多学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过去，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存在。承认传统文化根置于现代文化之中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前提。

　　我们要历史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得到增添和发展，例如，两汉时期的文化就明清时期的文化思想有很大不同，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的作用并不一致。在它欣欣向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时，能够对世界文化予以积极的响应，也能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接受外来合理的因素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在他走向衰落、落后并受到其他文化冲击时，又有排外的态度，这时它的封闭性、保守型也就表现的特别突出。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也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既避免了的观点同时也克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

　　我们要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主动的姿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经济全球化是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不同的文化正在融合和碰撞。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想在全球化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把握主动权，不能消极地等待传统文化的自生自灭。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治国安邦、品德修养、成就事业等实践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的宝贵财富。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积极地予以扶持，使其成为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标志。对待传统文化的糟粕，我们要坚决地抛弃。对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的进程没有阻碍和促进作用的因素我们要积极地赋予时代的内涵，促使其转型和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文化价值观带来了深层次的影响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领域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从范围上讲，是指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指从引起社会变革的深度来说的。

　　经济体制转轨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石是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推翻了腐朽、反动的上层建筑。但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有意识地排斥商品经济，导致的后果不是产品经济的出现，而是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自然经济的复活。党的十三大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种商品经济不发达导致的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手工、半手工的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相反，倒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占据了一定地位。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文化现象。市场经济所呼唤和创造的文化精神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平等精神②法治精神③自由精神④法律精神⑤务实精神⑥冒险精神⑦开拓精神⑧创新精神。而这些恰恰是作为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中国国民所缺少的。

　　当然，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同时，还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诸如：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国家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结合起来是它的最大特点。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时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而是起着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的重建既会带来机遇也会带来挑战。机遇是市场经济将会带来新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有利于冲破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束缚，而挑战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极价值观念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冲击。

　　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取向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l）文化价值观取向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它必然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理想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主流的价值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所以，集体主义是基本价值取向，这是我们当代的主旋律，是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基本精神支柱。

　　（2）文化价值观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市场经济在其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与机制，这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反映特定的社会制度属性，如产权清晰、公平竞争、法律基础、开拓进取、效率优先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价值观必须注意吸收这些人类社已经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赶超发展。当前，特别要树立公平、公正、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地映了市场交换的本质要求和交换当事人的基本关系。它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平等生存、享受、发展的权利和机会，诸如择业、教育训练、参与民主管理、以致参政的机会，等等。这种机会平等不承认任何的种族差别，不承认性别、年龄、血统、门第、封建宗法等级的差别和特权，只承认劳动者自身能力努力程度的差别。这种机会平等与效率优先原则是相适应的。因此，它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观的基本趋向。

　　（3）文化价值观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价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社会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并兼顾社会效益、生态环境以及阻止扭曲人们价值的做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价值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25页

　　（3）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作者简介：王松德：河南行政学院，（1963-），男，汉族，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16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问题讨论法教学是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之一，能够较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本文通过阐述问题讨论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及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以期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纲要》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问题讨论法教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ofProblemDiscussionintheTeachingof

　　"OutlineofChineseModernHistory"

　　XUYing

　　(BasicTeachingDepartment,BroadcastingMovieandTelevisionCollege,

　　Zhong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He'nan450044)

　　AbstractDiscussionmethodteachingisoneofinnovativeteachingmethods,itcanbettermobilizetheenthusiasmofstudentstoparticipateintheclassroom.Thispaperdescribestheproblemthroughdiscussionmethodinthe"OutlineofModernChineseHistory",thenecessityofteachingandthespecificimplementationanduseoftheprocessshouldpayattentiontoinordertoenhancestudents'awarenessoftheproblemandimprovethe"Outline"ofteachingeffectiveness.

　　Keywordsproblemdiscussionmethod;teaching;OutlineofChineseModernHistory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我国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历史课程，其内容主要介绍中国自1840年以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大学生进一步认知中国的国史、国情，并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评价历史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要想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问题讨论法教学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1“问题讨论法”在《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

　　“问题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获取知识的方法，也是一种以学生自己的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首先由教师提出问题，引起学生兴趣，继而引发讨论，在讨论中探究问题的本质，最后由教师总结，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很多中学思政课都采用了问题讨论法教学，但是进入大学以来，因为许多《纲要》课采用了大班授课，有些老师就认为采用问题教学法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进度上都有难度，因而不再用这种教学方法，殊不知大班授课也同样可以采取问题讨论法教学，只要创立问题合理，教师引导有方，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问题讨论法”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课部分内容和中学课程存在着重合现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简单重复课本内容，就很难突出重点、挖掘新意。对“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对重复学习的内容极易产生厌烦情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改变理论说教的形式，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讨论法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二，“问题讨论法”教学有利于对学生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纲要》课讲述了1840年至今170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纷繁复杂，很多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摸不着头绪，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问题讨论教学法采用问题导入，让学生深入认识问题的本质，以及引起问题的前因后果，由此及彼的认识相关问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够科学地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采用问题讨论法教学还可以提高学生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对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通过对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的分析，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使问题简单化，让学生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找到促使历史事件发生的合力，从而提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眼下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观的看法，比如某些人提出“侵略有功论”、“非暴力革命论”等，90代大学生对这些历史问题知道的史料少，容易被误导，也容易感到迷茫。这就需要把《纲要》课程中有些有争议的、并且容易让学生历史思想混乱的问题明确的提出来，让他们在问题讨论中比较分析，通过以事实为根据的争辩，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存真去伪，从而达到是非分明的目的，很好地解除学生的困惑，也提高了他们分析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2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

　　“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关键是在教和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或中心作用。正确运用该教学法，学生主动学习的舞台就可以很好的搭建，学生活跃的思维就能很好的体现。否则，就成了只有教师唱独角戏了，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说“问题讨论法”的实施是有条件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2.1讨论问题的内容准备

　　课堂问题讨论，教师要通过展示某个教学问题，去引导学生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或对某些观点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证。所以，我们老师提出问题时要深思熟虑、精心策划，而不是随意信手拈来，所提问题要让学生感兴趣，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话有所说，理有所辩。一般来说，问题的选择要遵照这样几个原则：第一，符合历史学规律前提下，有典型性和针对性。问题讨论教学的目的是使教学任务更好的完成，所选择的问题一定要体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要抓住理解和应用理论的关键提出问题。使讨论能击中要害，辨出是非，在学生知识和发展方面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第二，设问要生动具体。创设问题要达到明确具体，易于学生理解，题目形式要生动，问题的提出要能引人入胜，以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三，具有系统性和启发性。在充分解读纲要教材的基础上，将本课程要选择的问题作一系统性的规划，不能仅仅拘囿于某一问题，要注意设立问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的叙述要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涉及的知识要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逐渐接近未知，要有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在上编综述中选择“鸦片战争爆发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样一个学生了解但又不完全知道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既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可以让学生有话可说，经过讨论辩驳，让学生深入了解到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嘉庆朝时，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了，鸦片只是战争的一个导火索，没有鸦片，帝国主义同样会找其它借口侵略中国，这样就会使学生深入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必然性，学生就会清醒认识到要想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有新的进步社会形态来代替封建主义，让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有比较全面的深刻的认知，多方位、多棱角的去看待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

　　2.2组织好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问题教学法的核心，学生一般按照10人分组，各小组认真讨论，教师要在教室时刻关注学生的活动，留心观察学生在讨论中所出现的问题，还要避免有些同学不发言，尽量使每一位同学都要参与到讨论中。讨论完毕后，由各小组指定一名学生发言。发言的学生也要回答其他小组提出的问题，甚至可以对同一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

　　2.3教师归纳总结

　　通过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分析、讨论获得对问题的正确认知，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是问题讨论教学法的最终目的。所以，教师在学生讨论后要及时的归纳学生的观点，并对其进行适当的点评和归纳总结。如同学的发言是否主动、讨论课堂问题发表的言论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分析问题是否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老师要中肯的指出发言学生所得结论的优点和不足，让学生学会分析矛盾，把握重点，使问题教学法发挥其最大的课堂效果。比如，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进行教师归纳总结时，老师就要明确指出，鸦片贸易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贸易，其致使白银外流，国民身体素质下降，带给中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害。另外，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措施，英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侵略中国是没有道理的；第三是帝国主义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是其侵略本性使然，主要是想把中国变成他们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第四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而且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指出中国近些年的崛起是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样就使学生了解到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只有靠自己发展，才能屹立世界之巅。

　　3问题讨论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3.1准备工作要充分，控制好讨论时间

　　运用问题讨论法教学，涉及到的教学内容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历史学老师要具有较宽的知识视野和良好的历史学、社会学理论基础，老师应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历史和社会学资料等，甚至要预测到讨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如此，老师还要有序的控制好问题讨论，对教学各个环节要进行有准备的合理的布置和策划：一般来说，要把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前布置，要求学生提前做好预习和准备，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书目，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史论水平。同时教师要控制好课堂讨论时间，既让学生进入到讨论状态，又不能影响教学进度。

　　3.2教师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问题讨论教学实施时，老师要做好对学生的引导，要让学生明确本次问题的主题思想，避免在课堂上发生“跑题”的情况。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首先要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有些学生可能会受到目前社会上某种不健康观点的影响，在学生中会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们国家输入了先进的思想或技术，更甚者会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早期侵略，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认识。教师对这些问题要有充分的了解，在学生讨论时要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3.3启发式教学不容忽视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启发式教学的采用可以可以让学生变成有主体意识的学习者。启发式教学是问题讨论教学法要经常采用的。第一，设计讨论问题时，老师不能单单从自己的主观出发，自己想出什么题就出什么题，要考虑大学生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视野等来进行问题的选择。例如，针对文科专业的学生，设计问题时要相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对理工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则要选择比较容易一点的问题。第二，要布置任务，让学生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或网络搜集资料，为进行问题讨论做应有的素材准备，引导学生自己思考与分析，一步一步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让学生自己总结出规律，最终解决问题。

　　总之，问题讨论法教学是提高《纲要》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如何创设问题，组织好课堂是一项教学艺术，我们要更多地了解青年学生实际和社会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编号：2009-JKGHAG-0821

　　参考文献

　　[1]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若干问题.教学研究,2006.2.

　　[2]金晔.“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12.

　　[3]钱文艳.“问题教学法”与“梯度性提升学生问题能力――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

第17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