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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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广东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076-03

广东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其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经济腹地广阔，发展后劲强劲，综合竞争实力名列全国省市的前茅，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7792.24亿元，比上年增长7.8%，人均GDP达到63452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10330美元。[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为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原因，广东在经济发展过程表现较为明显的地域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距过大已日渐制约广东经济发展，努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全省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一、增长极理论与梯度转移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最早提出的。狭义经济增长极有三种类型：一是产业增长极，二是城市增长极，三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极。广义经济增长极，是指所有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长点，其中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等。[1]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即增长极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2]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3]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

二、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广东各区域经济发展实力分析

广东经济各项经济指标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现象。广东省根据区位分布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划分为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四个经济区域，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九个市，东翼指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四个市，西翼指湛江、茂名和阳江三个市，粤北山区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五市。[划分依据：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表1可以看出，2014年广东省GDP为67792.24亿元，其中珠三角地区GDP为57802.21亿元，占全省78.91%，粤东西北地区生产总值15448.03亿元，占全省比重为21.1%，粤东、粤西、粤北分别占6.9%、7.9%、6.3%。人均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从2014年广东各地级市人均GDP和排名来看，珠三角地区地级市排在前十名。由此可见，地区间的人均生产总值亦相当悬殊，珠三角远高于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东西两翼和山区的经济水平与珠三角地区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

从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来看，珠三角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全省的66.65%，是东翼的18.65倍，西翼的19.34倍，粤北山区的14.02倍。因此，珠三角在财政收支这一层面上比起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则表现出财政能力弱化的现象。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珠三角遥遥领先于其他三个经济区域，西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珠三角的14.44%，相差达到6.92倍。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的差异严重地影响了区域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广东各区域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西蒙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时也指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是上升的；服务部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4]

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广东珠三角地区53060.48亿元，三次产业比重为2：45.33：52.67。东翼三次产业比重为8.75：55.87：35.37。西翼三次产业比重为18.77：42.23：38.99。粤北山区三次产业比重为16.29：41.70：42.01。对比可以看出，珠三角产业总值Ⅲ>Ⅱ>Ⅰ，根据胡佛?费希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可以看出，其经济结构已经开始从工业化阶段向服务业输出阶段转变。东翼的产业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西翼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18.77%，表明农业在区域生产结构中仍然占有较大的份额。非珠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但与珠三角地区相比，非珠三角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太高，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三、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间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得益以政策和地区优势，充分发挥核心带头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聚集的形成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形成了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核心区”。[5]珠三角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区，处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支配地位，依靠周边区域提供劳动、资本、原料、市场而发展，区域差距随着发展而不断扩大（见表3）。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粤东西北地区财政收入、投资、消费、出口等均与珠三角差距不断拉大。2007年，珠三角财政收入与粤东西北相差1603.64亿元，2013年扩大到3824.63亿元，珠三角财政收入比粤东西北地区有着明显优势。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受益于近年来对粤东西北地区投资力度的加大，粤东西北地区投资明显提高，但2013年珠三角投资仍达到粤东西北地区的2.4倍（见表4）。

（二）粤东西北地区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缺乏经济增长极

从2014年广东省各地级市GDP排名来看，粤东西北地区城市内部经济总量接近，中心城市龙头经济作用不明显，难以聚集辐射周边地区。粤东西北地区内部差异小，说明粤东西北地区内部没有形成增长极，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

（三）产业分工水平有待提高，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

根据梯度转移理论，进行梯度产业转移首先应该存在梯度差距，从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珠三角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之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既有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推力，也有非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拉力。[6]然而，过大的区域经济差异阻碍地区间经济发展中的梯度转移，造成地区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争夺等负面影响，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制约经济发展。低梯度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与高梯度地区实现资源的互补和双向流动，一方面创造条件吸引产业向本地区转移，另一方面要利用优势，主动促进本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7]

四、基于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的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建议

（一）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凸显增长极作用

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要继续发挥珠三角增长极作用，推进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和影响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粤东西北地区要实施新的中心城区规划，拓展城区空间，提高城区辐射力，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加强各区域中心城市与省内外经济圈、经济带的联系与对接，承接先进发达地区的产业溢出转移。

（二）充分发挥粤东西北地区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要注重发展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的加快发展提升区域整体实力，提高其竞争能力。要加强投资引导，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区域的示范和扩散效应下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逐渐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三）继续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

珠江三角洲地区面临着产业升级压力，粤东西北地区要继续做好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及承接工作，加快产业集聚，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同时，要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并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各大区域之间的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着广东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正视广东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继续发挥珠三角经济中心对外扩散、展现辐射优势的同时，引导和促进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特点和优势，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发挥国民经济整体优势。

参考文献：

[1] 高煦照.增长极理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J].改革与战略，2007（6）.

[2]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5）.

[3] 徐忠爱.“泛珠三角”经济圈产业梯度转移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6（3）.

[4] 刘昭云.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与协调发展对策[J].经济地理，2010（5）.

[5] 赵 阳，姚丽虹.基于发展极理论的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0（6）.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中介；区域经济增长；增长要素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1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方面的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我国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支撑行业，金融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目的就是为我国金融业创造更加宽松且有力的环境，进一步更好地发挥金融行业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而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把握好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方向与内容。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了本文要探究的首要问题，以现有理论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以实例加以佐证，以期为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阐述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外有许多关于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论文，本文首先要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希望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更加全面的阐释。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从金融中介为出发点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本文中涉及的区域金融中介主要是指广义范围上的金融中介，不仅包括各种金融机构，例如各类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即溶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即溶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还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一定地理范畴内，物质资本总量的增长额，一般而言是一个数量概念。区域经济是指在一个较长跨度的时间上（通常是指一年），一个特定区域的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区域经济增长率表明了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比率概念，是衡量该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

（二）^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该理论在理论界存在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对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看法，主流观点认为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在国内外实践过程中已被多次证明，我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两种看法分别是，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中性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贡献作用。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成果为下一步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显著，而地区间金融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不同是构成其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细化不同区域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根据徐婷在《中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文中，基于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后，笔者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我国东、中、西部长期以来存在着不争的区域经济差异，在当今金融经济体制改革下，若忽视既存的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将会使得金融经济改革与初始目标偏离。我国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长期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短期双向的互相作用；在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的长期直接因果关系，短期不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存在明显的短期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在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区域金融中介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单向存进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三、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与要素分析

（一）区域经济增长内涵与机理。我国区域金融机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与机理可以通过如下路径：

1、直接作用机理。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作用。

2、间接作用机理。第一，区域经济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效率、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我国区域金融业的不断迅猛发展，金融环境和金融机制的不断健全，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基于投入产出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得知资本投入可以产生更高的产出，从而提升区域经济效率，进而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状况。在此种情形下，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机构和区域经济效率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区域经济机构发展、技术进步、能源消耗、区域经济增长。自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逐步健全、运转顺畅，区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在技术水平可以给予保证的情况下，则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用于教育科研行业，由人力资本效率的提升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区域能源的消耗，通过上述一系列环节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二）区域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关于区域经济增长要素的分析中，本文参考Beck的相关理论，在此主要介绍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1、法律法规。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必要的法律法规是不可或缺的。在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保证投资的有效性。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可以使投资者对于金融环境不至于怀疑，从而加大投资金额。有研究表明在法律法规健全的金融环境下，人们往往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2、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也十分关键，区域经济的增长受到当地政府腐败程度的影响巨大。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可以使资金流动顺畅，加速外部企业的进入，这就使得金融既得利益集团面临竞争，从而降低利益集团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的抗拒。该项要素完备可以促进区域金融中介发展，进而保证区域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3、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没有具体条文和强制执行力的规范，一般是由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属于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可以引导人民规范交易，减少冲突，可以减少区域经济不必要的损失。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我国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对应区域金融中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根据东、中、西部的差异，可以说明我国上升为地区的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极不平衡。

（二）对策建议

1、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不应当只是追求数量上的盲目扩张，而是应该追求经济上的效率c质量。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依靠区域金融中介实施“融入较低资本成本、投入较高经济收益、资产流动速度快、机构办事效率高”的运作过程。

2、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介市场化进程，提升金融业市场化水平。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只有真正地实现市场经济才可以更好地实现金融业的资源配置，投高投资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3、加大要素投入力度。收入的增长取决于依赖要素的不可替代性、拥有数量的多少以及获得速度的快慢。在其他条件难以迅速改变的情况下，加大投入力度无疑可以使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还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解决多年的遗留问题，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ekaert，Geert，Harvey，Campbell.R and Lundblad，Christian.Liquidity and Expected Returns ：Lessons from Emerging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s 11413，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05.

[2]董直庆，滕建洲.我国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Bootstrap仿真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3篇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衰退，再次引发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研究。金融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方面，在风险管理、信息提供、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直接反应区域性的特点，而且区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的发展水平。因此，探求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作用机理，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制定适合本地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一国经济金融跨越式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1955年、1965年托宾在其《动态总体模型》和《货币与经济增长》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货币增长模型，托宾在该模型中引入了货币金融因素，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的机制在于：货币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又影响其消费或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20世纪七十年代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等发展金融学论著问世，标志着发展金融理论的形成。1955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0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以及1967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标志着格利和肖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他们的主要观点有：①货币与各种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类同性与替代性；②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③金融发展的过程是从不发达社会的初始金融制度向发达社会的金融制度的演进；④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创新。麦金农和肖（1973）分别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这两本巨著的问世，才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提出了金融发展开创性的观点。Kapur（1976），Galbis（1977）等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论证提高利率和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模型，形成了麦金农-肖学派。Hellmann、Murdock、Stieglitz（1997）等主要从有效需求观点和信息不对称角度批评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上升对经济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可能带来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可能带来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经济增长；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银行从事高风险行业，竞争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也会加剧金融时常的不稳定性。熊?彼特（1990）首先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大影响。此后，第二代金融理论摒弃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把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考虑在内，认为金融体系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形成的，因而也叫内生金融理论。

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这样，导致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金融的运行必然具有区域性不平衡的特点；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的总称，由于自然资源、经济条件、独特区域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的差异。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重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导致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作用。

1、区域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效率。经济规模的扩大一方面能够增加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另一方面还可带动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经济运行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通过提高金融市场上融资者和投资者的需求来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同时，经济结构的突变可以导致金融结构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化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导致资源要素的跨区流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会造成金融资源在空间的分布不均衡。

（二）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通过资金优化配置机制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除了要不断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之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注重投资质量比注重投资数量更为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配置，同时金融体系通过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是通过资本积累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资本积累的关键是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首先，金融体系从本身的职能出发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吸收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并转化为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其次，通过金融业务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强、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进而优化储蓄结构、提高边际储蓄倾向；再次，金融机构部门通过利用信用扩张功能，高效运用资金，不断强化风险管理水平，降低流动性资产的持有量，增加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将储蓄资金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通过金融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的影响和带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内涵增长。金融业是经营资金信用的行业，而资金的运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金融业被称为高风险行业，但同时也是追求经营管理质量的行业，金融部门为规避自身风险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对于其他经济组织则会起到影响带动作用。因此，金融发展不仅从宏观方面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转移，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而且还能从微观层面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管理机制、经营体制的转换和组织形式演化，推动企业由粗放式向集约化、内涵式方向发展，继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转型。

四是通过资金流导向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关。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企业提升质量和内部效益。而金融追求质量与效益是其最基本的原则。银行业将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和对资产投向的正确引导，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产业、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行业和企业的供给，不断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尽管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本文遵循马尔科?帕加洛（1993）的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以揭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假定人口规模是静态不变的，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y=AK（1）

则经济增长率gt+1为：

gt+1=yt+1/yt-1=Kt+1/Kt-1（2）

为体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该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用于投资。如果用于投资，每期将以δ比例折旧，因此t期总投资为：

It=Kt+1-（1-δ）Kt（3）

假设不存在跨期消费，在一个封闭的两部门经济中，总储蓄St等于总投资It。如果金融发展不完美，即总储蓄中有一部分在金融中介过程中损失掉，则总投资仅为总储蓄的一定比例，即：

It=?兹St（4）

将（3）式和（4）式代入（2）式得：

gt+1=It/Kt-δ=A?兹St/yt-δ（5）

去掉时间下标，均衡状态经济增长率为：

g=A?兹S-δ（6）

其中，s为储蓄率。从式（6）可以看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来影响经济增长率，即θ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储蓄转化为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

（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由（6）式，可以得到：

g＋δ=A?兹S（7）

两边取对数有ln（g＋δ）＝lnA+ln?兹+lnS，考虑到本文主要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因此假设技术水平和储蓄率在样本期对经济增长不存在影响，可以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GRE=β0+β1FIR+β2FME+β3DSM+β4DIM+ut

（三）指标的说明

1、区域经济增长GDP。本文选择云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计量标准。在数据的处理上，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数据的非平稳性和异方差，即：GRE=Ln（人均GDP）。

2、金融相关率。在数据处理上，本研究选取云南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均值与该地区当年的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名义GDP。

3、金融中介效率。该指标衡量金融机构资金投放和运用的效率，基于数据可获性，本研究以云南省历年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ME=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名义GDP。

4、股票及证券市场发展程度。股票证券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金融衍生品，反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数据的处理上，本研究将其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水平的度量，即：DSM=股票筹资额/名义GDP。

5、保险市场发展程度DIM。保险是金融重要组成部分，保费收入的多少已经逐渐成为金融发展程度考量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认为，保费收入的高低，可以很容易、很直观地看出该地区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即：DIM=保费收入/名义GDP。

（四）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获性，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09），其中的缺失数据我们利用SPSS软件技术运用线性趋势方法来补足。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的检验。在对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在ADF检验办法下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第一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第二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三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四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五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二）协整检验。对时间序列平稳性分析表明，该时间序列组合中的各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这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用ADF法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该序列一阶差分平稳，即序列GRE、FIR、FE、DSM、DIM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方程有意义。（表1）

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GRE=8.734300-2.007334×FIR+3.285805×FME-1.596637×DSM+38.30740×DIM+ut

t=（29.45565）（-2.438044）（2.975432）（-1.272835）（2.841637）

R2=0.981147adjR2=0.962293

F=52.04057DW=2.374559

从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R2值达到0.98，说明该模型能解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98%，而F值也达到52，其相应的P值也小于0.01，说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该模型是显著的。除DSM变量的统计不显著外，FME、DIM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FME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而DSM变量不显著是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难，近年来虽然不少企业（目前有27家上市公司）通过上市融资，但对经济的贡献还是较少。

（三）误差修正模型。为反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短期作用，我们还引入了误差修正模型（ECM）：

其中，ecmt=ut=GRE-（β0+β1FIR+β2FE+β3DSM+β4DIM）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

GRE=0.260937+1.601170×FIR-2.848265×FME+1.538301×DSM-25.86136×DIM+0.330031×ecmt-1+?着t

t=（2.974781）（1.061053）（-1.232467）（1.392336）（-1.024402）（0.369877）

R2=0.767911adjR2=-0.392537

F=0.661737DW=1.650707

从该误差修正模型来看，拟合效果不好，F值很低，方程不显著，因此需要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利用OLS估计原模型得到残差序列ut，然后利用残差序列的绝对值四次方的倒数作为加权序列，最后利用OLS估计得到新的模型。

t=（6.589094）（-0.212610）（-0.542057）（7.213355）（1.912352）（-4.201929）

R2=0.999999adjR2=0.999996

F=76.34800DW=0.866411

通过修正后，模型的显著性提高，F值也提高了很多，可决系数R2达到0.99，说明方程的解释能力提高。但是DW值有所下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可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作用，这点可以从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看出，长期和短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在长期，金融相关率和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对经济起重要作用；而短期却是保险市场发展和金融效率推动经济的发展，符合云南的实际情况。

（一）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着力鼓励有实力的地方企业上市融资，推动大中型企业发展，加大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力度，解决其融资难问题。适应当代政策取向，有目标、有步骤地建设昆明泛亚金融服务中心，服务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云南地方企业发展、进出口企业融资、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提供基础与准备。

（二）推动云南地方保险市场发展，扩宽保险渠道，不断增加保险收入。不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云南地方现有金融机构体系，不断进行金融工具与产品创新，适时引入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机构落户昆明及周边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昆明开展金融服务，使得整个云南金融体系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从而真正地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中介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江.金融发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6.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空间计量,制度变迁,空间外溢,区域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浙江省内部各县级市的差异也日渐增大,贫富差距不仅带来社会问题,也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国内外学者一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和省内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1)经济增长理论。刘亚军(2007)利用1978-2004的资料,使用C-D生产函数,对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浙江省的经济增长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增长轨迹相同,主要是通过资源配置静态化的结果。杨立峰(2007)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浙江省区域经济差异的要素进行分解,认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差异是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2)制度学派。这一学派以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为基础,认为制度(及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能够提供投资激励的社会,将会比其他社会更加富裕。陈斌(2008)利用1987-2005的统计数据,来衡量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发现,在长期,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显着,制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浙江经济增长0.915个百分点。(3)以Fujita、Krugman为首的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派强调地理区位因素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和影响。他们认为区域间经济行为的空间交互作用会影响经济增长,邻近地区会互相影响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的文献一般是以中国省级或地市级的区域为分析对象。Ying(2003)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研究了1978至1998年各省区的经济增长。实证结果发现,中国省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空间聚集的现象,且呈现出极化过程(polarizingprocess),沿海核心经济区与经济区的差异会逐渐变大;随着市场化的演进,要素流动、转移支付以及技术扩散,会带来更多的外溢效果,使得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得以改善。林光平等(2005)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28个省市1978-2002年的人均GDP的收敛问题,发现中国省区人均收入存在收敛性,但收敛速度正在减缓中。YuandWei(2008)使用空间统计方法,探讨大北京地区(包含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共170个县级市)的人均所得的空间集聚形态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结果发现中心—发展模式经过改革,南北地区的差距正在减弱。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以往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以省级或者地市级为研究单位进行实证分析,缺乏更加细致的空间单位如县级层次的分析,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空间单位(面积)太大,无法反应更加细致的空间现象;另一方面,使用地级市的样本太少,估计出来的回归系数难具一致性和有效性。而且目前应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并不多。因此本文以浙江省69，！个县级城市的资料为例,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并综合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浙江省县域水平层次上的区域增长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可为地方政府在促进省内各区域的协调和持续发展方面提供借鉴和建议。

二、研究假说和模型方法

(一)研究假说

根据文献整理,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说。

H1:内生增长假说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是经济能够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预期人力资本较多的县市将会有较高的人均收入。

H2:制度变迁假说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制度变迁会促进经济增长,能够提供投资激励的制度的县市将会比其他没有投资激励机制的县市更加富裕。因此,本研究预期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县市、对外开放程度越大的县市其人均收入将会越高。

H3:空间外溢假说

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政策模仿和制度的空间外溢作用。亦即区域的经济增长不仅会受自身总条件的影响,邻近区域的经济表现同样是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预期邻近县市的增长会影响本县市的人均收入水平。

(二)模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