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综合范文

新民主主义(精选5篇)

2025-03-23共人围观

简介11.C 12.B 13.D 14.C 15.C 16.A 17.B 18.D 19. 20.B 21.A 22.D 23.A 24.A 25.B 26.D 27.D 28.B 29.B 30.D 31.C 32.D 33.A 34.B 35.C 36. 37.A 38.C 39.D 40.B 41.答案要点错误。 (1)1949年，标志着基本结束，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由新民主主...

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新民主主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新民主主义范文第1篇

选择题

1.D 2.A 3.C 4 .C 5.A 6.B 7.D 8.C 9.C 10.D

11.C 12.B 13.D 14.C 15.C 16.A 17.B 18.D 19. 20.B

21.A 22.D 23.A 24.A 25.B 26.D 27.D 28.B 29.B 30.D

31.C 32.D 33.A 34.B 35.C 36. 37.A 38.C 39.D 40.B

41.答案要点错误。

(1)1949年，标志着基本结束，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2)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新民主主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锁记；多情剑客无情剑；当代文学

通常情况下，张爱玲的小说可以放在世情风俗类小说中，古龙的小说则可以放在武侠传奇类小说中。所以文学家则会认为这两种小说属于底层小说，无法归入到现代化的文学史范围中。一直到夏志清通过《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进行论述以后，内地的文学家们才开始渐渐接受张爱玲的小说，同时变成了现代文学经典，发展成张学派。

一、曹七巧黄金羁绊

《金锁记》是张爱玲在1943年所著的一部小说，现在已经变成当代文学中的经典。过去，傅雷说《金锁记》属于张爱玲最完满的作品，与《猎人日记》之中部分故事风味比较像；夏志清则说：《金锁记》属于我国最伟大中篇小说之一，不仅受到中国的旧小说影响，而且还受到西洋小说影响。《金锁记》这篇销售有着无限阐释的空间，是经典小说，其无法用语言来说尽。并且《金锁记》这部小说意象叙事比较独特，其开篇写：三十年前上海某个有月亮的夜晚……我终究没能看到三十年前上海的月亮。结尾与开篇相呼应：三十年前上海的月亮已经落了，那时候的人也不在了，但是三十年以前的一些故事还在继续，无法完结。所以很多学者从张爱玲的叙事方面领会到了《金锁记》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心理，这种叙事方式和当代小说不一样，也就因此变得与众不同。

而传统的诗歌意象主要源自我国诗歌发展中，有三个特征，具体如下：其一，意象属于独特审美的复合体，不仅是意义表象，而且是表象意义，其属于多构或是双构。其二，意象并不等于表象与意义相加的结果，在其聚合过程中，融合诗人构思与诗人才学，使得既有意义与表象出现实质性升华与变异。其三，因为意象多样化，其精致、生成与操作能够对意境产生、作品品味以及艺术的完整性产生内在影响。然而，在当代小说中，其核心意象特别是叙事方面的意象，不是非静态象征体或是对象物，换句话说，小说的叙事核心意象属于小说文眼与精神[1]。

二、阿飞爱情的羁绊

在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开篇写：冷风如刀，把大地作为砧板，将众生看做鱼肉。万里飞雪，把穹苍作为洪炉，且熔万物作为白银。古龙开篇的这句话已经是武侠小说的经典句式，但是冰雪不是《多情剑客无情剑》核心的意象，就算贯穿全文的是梅花的意象，并且包含了李寻欢的孤寂惆怅情怀，同样不是核心的意象。根据小说的意象叙事进行推导，可以得出该小说中核心意象属于羁绊，从小说中可以看出阿飞才是第一主人公，阿飞才是多情剑客。在阿飞少年的时候，其出剑极快，出奇制胜，然而却因为林仙儿而陷入情感的羁绊之中。

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林仙儿并不是要逃淑女，相反人尽可夫，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在阿飞的面前却维持纯洁的形象，让阿飞误以为林仙儿是圣神。故事中林仙儿为阿飞表演了一段舞蹈，成功将阿飞征服，使得阿飞真正相信她就是纯洁与美的女子。于此，阿飞陷入了感情羁绊之中，不断被林仙儿无情背叛与利用，即便这样阿飞还是深爱着林仙儿，难以解脱。哪怕阿飞已经知道林仙儿就是梅花盗，阿飞还是被林仙儿利用，林仙儿用情爱魅惑力与阿飞的剑对抗，并且取得胜利。虽然剑无情，而且人有情，阿飞因为被林仙儿下药，武功不断退步，加之，饱受着林仙儿与其他男人纠缠的痛苦，导致阿飞终日虚度。李寻欢也经常想尽各种办法去帮助阿飞，可是身在情感羁绊里的阿飞，终是难以解脱。

在小红大骂阿飞重色轻友与忘恩负义的时候，李寻欢告诉小红，她误会阿飞了。李寻欢说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让阿飞解脱，除非他自己将心结打开，才可以救自己。林仙儿自以为完全将阿飞控制，她因为在败露以后，被上官金虹与荆无命当成野狗一样对待，她才回去告诉阿飞以后重新做人，再也不欺骗阿飞，一切都依着阿飞。可是这个时候的阿飞已清醒，阿飞说一个人如果已经遭受无数次侮辱与打击，一定会改变，女人男人都一样。阿飞将林仙儿甩脱，摆脱了情感羁绊。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把阿飞陷入感情作为开篇，以阿飞幡然悔悟为结束，无疑都在表达着羁绊。李寻欢同样也遇到了这些羁绊，其不仅受有情羁绊，而且还有对林诗音的爱情，只是李寻欢的情感羁绊因为遇到小红，而得以解开，并没有受太多的苦。

三、文学史观方面的羁绊

伴随内地的改革开放推进，学术界范围逐渐拓展，内地逐渐引进了海外学者研究的成果。人们思想逐渐得到解放，一些无形枷锁开始被解开，张爱玲的小说也变成出版与研究热点。不管在创作界亦或是学术界，张爱玲的小说都影响深远，发展成当代文化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和、鲁迅与矛盾等享受同样专章叙述学术的荣光。时间永远是公平的，在经岁月的大浪淘沙以后，才可以留下精金与美玉。然而，古龙这类武侠小说作家还是被看成另类，在文学史中也只是简单介绍了通俗文学的部分，并没有真正的融入到文学界中心。

而张爱玲能够融入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结构中，与夏志清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也得益于张爱玲独特的叙事方式。从我国的当代文学史修撰历史中不难看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三个阶段的文学概念存在差异，并且看法角度也不同，但都同样有着羁绊，并且难以解脱。当代文学应用新文学来命名，无非是针对旧文学进行立论，思想背景主要是阶级论与进化论[2]。在五四文化的运动以后，逐渐开启新文学修撰历史和新文学命名，新文学抵制不属于新文学范畴的那些文学，把各类旧文学命名成买办主义与地主混血儿，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儿等。

在进行二元对立新旧的比照中，旧文学逐渐演变成过街老鼠，而新文学则变成光芒万丈的一种新标杆。在这种视域下对当代文学史进行修撰，使得政治性变成评价的唯一标准。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阶段，王瑶所著《中国新文学史稿》成立代表作，在该部著作中，将当代文学定义成：给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提供服务的，属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构成部分，属于人民群众的反对封建、帝制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文学，其方向与性质均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与任务来决定，这也是把政治性，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治性当作当代文学史修撰最高的标准[3]。

四、结语

总之，在当代文学史修撰过程中，摆脱观念羁绊难度比较大，而可以与各种外设局限依凭进行对抗的是只有文学本质，也就是审美。只有审美能够经忘我与令人沉醉的境界，散发出无形与潜在力量，左右着、校正着与引导着一般的意识形态现实性功用。此外，审美还是文学本质的属性，同r是一种批判武器，主要用来与现实的功用性进行对抗，将思想解放，突破观念的羁绊，使得文学真正回归审美的本质，提倡与鼓励个人对当代的文学史进行修撰，这样可以构建真实生动与还原文学史的景观，确保所修撰文学史能够经得住岁月的冲刷。

参考文献：

[1]李怡.开拓中国“革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建构现代大文学史观[J].探索与争鸣，2015，15（2）：69-74.

新民主主义范文第3篇

近年来，驻马店市委农办在推动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探索切实可行的运作模式，打造出了确山县竹沟镇鲍棚村、遂平县岈山镇魏楼社区两个典型的移民搬迁新村。“驻马店既没有豫北良好的经济基础条件，也没有像相邻的信阳市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优惠，所以我们就结合实际，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开发，让住在山区的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搬出山窝天地宽，建好新村农民乐，这也是我们建设美丽乡村要实现的目标！”驻马店市委农办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方飞如此感慨说。

全产业开发的鲍棚模式

从红色革命圣地、有“小延安”之称的确山县竹沟镇南行约10公里，鲍棚村宛如隐藏在山峦间的一颗果实，当白墙灰顶的十余排联体别墅映入眼帘，不由人不赞叹它的美。

“鲍棚村总面积11.8平方公里，辖24个自然村，约1500口人。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开荒地有3000多亩，林地1.2万亩。在2012年6月到10月间，驻马店市中欣农业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欣公司）与鲍棚村98%的村民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村里的土地由中欣公司统一经营开发。土地流转后，村民每人每月可以从公司领取300元土地流转金，还可以到公司打工再领一份工资。中欣公司在保护村庄原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投入巨资，分生态农业、园林景观、生态养老、休闲旅游四大板块兴建中欣生态农业产业园。目前，园区内的确山黑猪养殖场、园林花卉基地、中草药种植基地等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你看，这里的新型社区多漂亮，去年11月鲍棚村还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呢！”一说起鲍棚，确山县委农办副主任马建平便如数家珍。

据了解，中欣公司在“接手”鲍棚村后的总体开发规划已延展到2025年，总投资15.6亿元。围绕确山黑猪养殖、生态农业、园林、烟叶和茶叶种植、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等主营业务，中欣公司已于2012年12月组织鲍棚村村民成立了确山县中欣黑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欣悦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和烟叶合作社等，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联接机制，形成规模经营，既保障了公司农产品的质量，也拓宽了鲍棚村农户的多产业发展致富之路。

今年47岁的陈汉铎是鲍棚村北棚组村民，现在是中欣公司农业种植项目的负责人。“我家4口人，原来有3亩耕地，我们这里是山区，地块贫瘠，一亩地每年能有1000元的净利润就不错了，现在土地流转后，我们家一个月有1200元的流转金，我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我爱人在公司一个月1000多元，如果我做得好，年终还有奖励，一年挣个10万元都没问题。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谈到自家的变化，陈汉铎掩饰不住内心的满足和喜悦。

由中欣公司开发建设的鲍棚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是驻马店市2012年新型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并被列入省级试点，社区规划建设住房500套，居住规模2000人，可容纳鲍棚村的全部村民。截至2014年8月，社区住房已完工87套。

8月8日中午时分，记者走进已经搬进新社区的一户人家。主人名叫欧阳凤英，在自家开了个农家乐饭店。据她介绍，她家原来就住在社区旁边的鲍棚村，今年7月19日搬进新房，老院子被评估为一级房，折算后，住新房不仅不用自己掏钱，中欣公司还补给了她9200元的差价。“我家4口人只有2亩地，以前种地都不够吃饭。村里土地流转后我就开了农家乐，一年能收入2万元左右，现在的两层别墅有150平方米，一楼做饭店，二楼住人，多好！要不是葛总（中欣公司董事长葛国强）搞开发，鲍棚人啥时候才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我就是有再好的做饭手艺，也使不出来啊！”快言快语的欧阳凤英感叹说。

岈山下幸福村

遂平县境内的岈山风景区，是国家4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享有“华夏盆景”“中州独秀”“江北石林”之美誉。岈山镇魏楼新型农村社区紧靠景区，相距不远还有全国最大的郁金香园和新落成的薰衣草园，几十栋联排小别墅和建设中的多层住宅楼就坐落在群山环抱里，整个社区显得宁静和谐。

魏楼社区是在2010年年底被确定为驻马店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2012年，根据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有关文件精神，魏楼社区调整为万人社区试点，计划整合魏楼、窗户台、杨店3个村24个村民组，总建筑面积扩展到26.5万平方米，可安置8000余人入住。社区建设初期曾由河南省农业发展银行融资1.43亿元，规划调整后，河南友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参与开发，目前已完成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建成和在建住房总计1100套。

从规划征地，跟村民商谈签订搬迁协议，到建成入住，甚至给入住后的村民办理房产手续，现任遂平县委农办副主任李保平3年多来为魏楼社区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有的农户从原来住的山沟里搬出来，不但一下子就分了两套房子，还能落下100万元的存款，可以说是一步脱贫，生活水平不知道比县城里的居民提高了多少倍！”李保平的话语里透着自豪。

在魏楼社区居委会挂牌之前，大家还是习惯喊魏楼村的当家人刘国安叫书记。据刘国安介绍，魏楼村区域面积约8平方公里，10个自然村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1700口人仅有2700多亩耕地，其余都是荒山荒坡。每年的庄稼都是靠天收，贫穷逼得很多村民都想往外跑。自从2012年8月一期工程完工后，魏楼村的徐窑村民组37户人家作为第一批移民陆续搬进了魏楼社区。2014年还要搬迁入住48户，200多口人。

徐窑村民的搬迁安置主要分四个部分，一是土地流转，原来村里每人也就有7分地，现在统一折算成每人2亩地，按租赁形式每年1亩地可领取1500斤小麦，也可依据市场保护价兑付成现金。二是个人家庭财产，不管是原来的住房，还是自己开荒的经济林，全部折价付现，有的户能得到十几万元的补偿。三是村民组的集体资产，不再统计荒山荒坡面积，而是人均折抵为4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超出部分按每平方米1200元补交。四是徐窑村有900多亩的荒坡，这些荒坡按照每亩8500元的价格一次性买断，总计900多万元，每个徐窑村民可直接得到分红7万多元。

“这些费用都由友利公司负责支付给村民。徐窑村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最明显的就是有的家庭以前住在山里，五个儿子30多岁了连一个也娶不上媳妇，等搬进新社区，不但手里有了一笔可观的存款，也很快都找到媳妇成家了。社区里现在有12户开了农家乐，8户开了宾馆，其余的要么出去打工，要么买车给社区的配套工程工地拉料搞运输，一年再挣个几万元很轻松！将来友利公司会把魏楼村的50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围绕观光农业、高效农业、休闲采摘等来发展旅游特色产业，建设集观光、采摘、葡萄酿酒于一体的高效农业园区，村民们不想出远门的可以在园区打工。”谈起魏楼村的未来，刘国安就兴奋得收不住话头。

新民主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梁启超　新民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023－04

一、中国国民的民族性特征：劣根性、奴隶性

甲午战败，尤其是戊戌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所到之处皆被西方国民朝气蓬勃的气象吸引。在西方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启示下，他认识到具备现代国民素质的国民才是西方发达的最根本原因。不同于客体层面局部西方化的做法，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试图从文明主体近代转换中寻求文明发展的更有效路径。从人的角度探究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路径决定了他只能得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合时代需要的结论。梁启超把中国国民的民族性直斥为劣根性而加以批判。一方面，中国国民的民族劣根性呈现出“天下最可耻之事”的奴性特征。奴性意味着独立性缺失，“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以奴隶自处的人是愚昧无知的，四万万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无知者必“好伪”。在今日中国，“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而皆以伪之一字行之”，“伪而好之”，国家因此“成一虚伪泡幻之国而已”。“好伪”者必致“”。自上至下，满国皆为之人，“官惟，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士惟，“八股之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下之奥”；商惟，“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另一方面，奴隶性已成为国民常态。奴隶性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不仅乡曲小民对于文武百官自居于奴隶，小官吏对于大官吏、下级对于上级，无一不自视为奴隶，“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于奴隶者。”国民奴隶性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人们“虽日日为奴而不觉其苦”，不仅“自居奴隶而已，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普遍而深重的奴隶性使中国国民“生如无生，人而非人”，使民族“自沦”，是民族危机的重要根源，“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国民奴性已然成为一种浸入国民灵魂深处的亡国根性而不为中国人自知。

二、作为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新民”的民族性特征

什么样的国民才符合时代要求?中国国民需要怎样的转变才能成为强国富民的根基和保证?梁启超以大量精力探索这一救国新路，并以其超人的智慧构建了一个涵盖价值观、道德伦理规范、社会心理、习俗行为方式等多层面的系统和富有时代性的崭新国民形象：“新民”。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虽然以反映工业文明要求的西方近代国民形象为标准，但并非机械照搬，而是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道德的大方向下、于中国传统规范的资源中寻求可能的结合点，把中华民族符合时代需要的民族性内容与西方反映工业文明发展需要的时代性内涵结合起来，构造一种既具有时代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国民素质结构。“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在明确中国国民素质的重构必须借鉴和吸纳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的国民性改造大前提之下，梁启超反复强调要对中国民族性传统进行“淬厉”，有选择地提炼传统道德中具有超越价值的部分，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使之成为“新民”道德的重要组成。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梁启超融合中西却凸显民族性的塑造新民的特点，非常典型地体现在1901年6月16日至7月6日《清议报》登载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之中。他阐述了“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等“其形质相反，其精神相成”、“凡人类所当具有。缺一不可者”的“十种德性”，煞费苦心地在反映工业文明要求的西方近代国民性道德标准与中国传统民族性内容之间寻求现实的契合点。但是，作为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颇有造诣的国学大师，再加上对工业文明的实质缺乏真正的理解，使得他在融合中西的努力中总是不由自主地倾斜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成分。

首先，论自由而强调服从。梁启超看到自由是“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强调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法则，“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对于中国现代国民同样不可或缺，是救治中同人奴隶根性的良药，“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有”。梁启超号召国民勇于争取和坚持自由，因为真的自由“非他人所能夺予，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但是，更多的时候梁启超喋喋不休的是自由的对立面：限制、服从，“真自由者，必能服从。”“然则服从者实自由之母，真爱自由者，固未有不真能服从者也。”梁启超看似在宣传自由，实际上字里行间体现出的却是在强调服从。“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择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同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梃而杀人焉，大罚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饮一食、一举一动，而皆若节制之师者，正百体所以各永保其自南之道也，此犹其与他人他体相交涉者。”梁启超实际上强调的是个体对国家的价值认同和民族责任，他在《新民说》“论自由”一节中根据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把自由理解为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经济自由等六个问题。在六个问题中，他认为只有人民参政和建立民族国家问题与中国相关。很明显，梁启超对自由采取的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态度，其思想深处割舍不下的是浓厚的国家中心主义情怀。

其次，讲独立而倡合群。作为西方近代国民基本道德准则之一的独立，在梁启超看来，是反映丁业文明的高贵品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者以此。”西方国家鼓励、促进人人自强、自立，国民素质得到提升，才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此相反，中国国民自卑、自弃，心甘情愿地居于奴隶地位，“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而“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梁启超倡导国民“道德上之独立”，以扫除“奴性之壁垒”。但是，个体独立仅仅是梁启超的逻辑起点，更多的时候，梁启超津津乐道的却是“群”，“群”才是历史进化的主体，“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合群是独立的前提，“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尤其在当下世界民族激烈竞争的时代，善群的民族才能独立于世界，“处竞争之世，惟群之大且固者，则优胜而独适于生存。”“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群”因此成为区分善恶的标准。“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所以，“梁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群体的集体权利。”事实上，梁启超以宣扬个体的独立为逻辑的起点，而其逻辑的指向却是国家，国家的独立才是他追求的目标。国民个性独立，合而成群，国家才能独立，摆脱“奴种之沉沦”，“拒列强之干涉”，“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独立，人人各断绝倚赖，……庶可以扫拔以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可以脱离此后四百兆奴种之沉沦。”

最后，表面重国民义务而实质强调国家权利。梁启超主张利用近代西方权利观念消除中国国民的奴性。具备权利思想，人们才会自觉捍卫自己应得之权利；为了获得自由权利，人们必须抛弃奴性，勿为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遇之奴隶、之奴隶，挣脱“身奴”与“心奴”的锁链，争取自己应有的自由、权利。但是，梁启超把权利区分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利，两者从整体上来说是一致的，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梁启超阐明了权利的相对性，实际上体现了个体与国家的相对关系，对个人而言是权利的，对国家而言，就是义务；对于国家而言的权利，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义务。梁启超虽然注意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和统一性，“义务和权利，对待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苟世界渐趋于文明，则断无无权利之义务，亦断无无义务之权利。”但是，更多时候他于有意无意之间强调的显然是国民对国家的义务，“民不纳税，则政费何所出?”“民不服兵役，则国防何由立?”换而言之，群体、国家的权利才是他强调的重心，“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也”。

三、“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逻辑

不仅在梁启超塑造的“新民”素质结构的建构模式中，其实在其整个“新民”思想中始终潜伏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逻辑。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本身是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一种新选择被阐述的，国民的改造和近代转换究其实不过是国家复兴的工具和方式而已，新民思想必然带有相当浓厚的民族主义目的。另一方面，梁启超试图移植作为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成果的西方近代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规范取代中国人头脑中的反映农业文明要求的群体本位价值观和等级制行为道德规范。但是，梁启超好像没有意识到，西方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伴随着其工业文明渐次发生成长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梁启超所羡慕的西方近代国民的崭新形象其实是其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呈现出来的结果。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根本上缺失西方人的近代素质的深层支撑要素：技术推动的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等，移植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要素很难在农业文明的中国社会找到生存土壤。作为无奈的选择，梁启超只能转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寻求激励国民、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素材，究其新民的内容而言，无不以西方文化观念为逻辑起点，而逻辑指向却总是中国传统民族性内涵。梁启超试图经由传统国民素质结构的现代转换来解救日渐紧迫的民族危机，事实上根本无法在两者之间寻求到一种可操作的平衡点，这种内在的紧张和矛盾尤其突出体现在他艰难协调作为世界发展趋势的国民个性解放的时代性要求和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前提的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上。

英国工业革命后，工业文明兴起，工业化生产模式、市场经济制度的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的技术推动的路径反映在文明主体――人的变化上，就是以人的主体性确立为核心的人的解放和发展。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和独立、自由、平等的近代道德伦理规范成为现代人的必然要求，展现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的解放的主要内容。梁启超对人类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似乎有所认识，他的新民思想体现在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层面，是以西方个人本位、个性中心为方向的，这可以从他对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的赞扬和积极引介上表现出来。梁启超强调个体的价值，凸现自我发展的意义，认为经由个体的发达促进社会的进步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径。“就社会国家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了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现代国民发展自己的主要方式“在发展个性”，发展个性要能“利已”、“为我”，“彼芸芸万类，平等竞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例矣。”“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而自主、自治则是利己的前提，人人“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则“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自主者须能自治，能自治者，“不待劝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于规矩绳墨之间。”国民只有能自治才能摆脱被治的地位，国民自治而强，国家自然脱弱而立，“无自治不能自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自然属性、主体性旗帜鲜明地大肆宣扬是与其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相互鼓动的，但是梁启超阐述新民思想时的中国却正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路径，梁启超的新民注定要改换人的主题。由于中国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工业文明一系列内在要素的支撑，事实上也只能以民族至上、国家解放取代个人本位、个性中心主义作为塑造近代中国国民的价值主题。所以，梁启超鼓吹新民，以肯定个性价值为逻辑起点，但是最后落脚点总是在民族、国家。逻辑的内在紧张体现在他的言论中，他更多的是对群体主义价值观进行不由自主的高调张扬。

梁启超把有利于群体的行为称之为“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公德者何?在于“利群”，“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梁启超批判中国人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缺少合群的公德。“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梁启超强调国民必须坚持“先利其群”的原则，“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挺身而就群；从小群对于大群，常肯小群而就大群”，把培养人民合群、利群观念的公德意识作为最迫切的任务。群的最高体现是国，在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高高在上，成为代表最高而有其独立人格之存在，“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梁启超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拟人化为中国人熟识的父母与子女的道德关系，极言国家对于个体的先决性和重要性。“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利群的最高标准就是爱国，而爱国的现实表现就是拯救民族危亡，所以，民族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逻辑终点，梁启超揭示出其国民性改造的民族主义指向。在民族激烈竞争的世界，爱国精神之有无，民族主义的张扬与否，是国民的首要的道德责任，“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强盛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是也。”近代欧洲的发达，“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他积极倡导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中国“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总之，梁启超试图在反映人类发展趋向的西方近代人本主义价值观和能够解决中国现实民族危机的理论之间寻求平衡，但民族生存危机的紧迫性和中国农业文明的现实状态使得他的选择最终落在民族主义的方向上。

四、“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实质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救国的一种路径被阐发出来的。受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梁启超注意到了在民族竞争的时代大背景下高素质国民对于国家整体富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国民个体崛起背后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等真正决定性因素的存在和意义。民族危亡的紧迫性使得他的“新民”国民性改造只能局限在拯救民族危机的工具性层面上，究其实质是一种近代爱国主义的发蒙，呈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性质。

首先，国民性改造的根本动机在于救国，挽救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把民族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国民素质之间的竞争，“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国之盛衰强弱，常视人民之动作为衡。”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的问题是民弱国危，那么出路就在于新民救国，“居今日而谋保国昌种之策，非注重新民，改良社会，荡涤其昏敝之性习，以养成其完备之资格”。很明显，新民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民族主义的，自然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次，新民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新民素质“力、智、德”三结构中，梁启超阐述最多的新民德的实质是一种近代爱国主义教育。爱国心之薄弱，“实为中国积弱之最大根源”。中国人并非不爱国，但是传统的爱国就是忠君，真正的爱国则是爱民族。爱民族则必先倡“合群”，“群”成为道德的首要标准。“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利群成为道德的首选目标，“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倡导合群实为呼吁国民的爱国心，培养国民的国家思想。在《新民丛报》的发刊词中，梁启超所指甚明，“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之”。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在评价严复对西方近代道德伦理规范的引介时指出，“人们可以假定这些观念(自由、平等、民主)最终会被严复认为是有价值观念的，也可以假定严复具有人类幸福的基本想象力，然而，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如果假定普遍性的最终希望比这个眼前目标在决定严复的思想方面更重要，将是一个可悲的误解。”其实这种评价对于同一时期的梁启超也是完全适用的。

总之，20世纪前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绝非为个性解放、个体主体性提升的人的现代化主题去改造国民性，而仅仅视改造国民性为实现民族解放的手段，人的解放始终蜷伏在民族解放的大前提下。所以，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实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个体主体性确立等人的现代化实质内容并非梁启超思考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全集(第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梁启超全集(第2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4]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05-01。

[5]梁启超，论今日国民之动作[J]，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

[6]梁启超，论社会改革[J].东方杂志，第3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