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经典故事18篇

?中共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的文章18篇 , 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篇一】党史经典故事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篇二】党史经典故事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31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突袭建宁城，共击溃国民党军刘和鼎师4个团。至此，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仗，消灭国民党军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缴获山炮4门(两门为白沙战斗中缴获)，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在建宁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诗篇。

　　31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城红三军团驻地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缴获的山炮，组建红三军团山炮连和红一军团山炮连。红一、三军团山炮连在建宁组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了提高山炮的作战效果，决定建立炮兵训练基地，培养优秀的炮手，地址就设在溪口北郊凉伞坑的百丈台。从此，百丈台上军号嘹亮，红军炮兵战士刻苦学习军事技术。

　　山炮连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弹更少，每一颗炮弹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能随便浪费。训练时是没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实战中由老炮手现场指教。因此，炮手们平时就要苦练过硬的本领。经过严格的训练，红军炮兵战士个个顶呱呱，称得上神炮手。

　　红军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建黎泰战役计划》，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宁的战斗打响，攻城部队是红一军团。敌周志群部依仗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武器，企图负隅顽抗。红军从建宁城北门发起攻击，红军用山炮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被炸晕了头，纷纷朝城内逃窜。红军又用山炮沿着敌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击。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建宁战斗很快结束，红一军团击溃建宁县城守敌周志群部的第二团，缴获枪支500余支，俘敌官兵400余人，占领建宁城。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从江西广昌移师建宁、指挥建宁阻击战。1934年1月29日，国民党派出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向邱家隘防线进攻。7倍于红军的敌军轮番进攻，山头上炮火纷飞，子弹呼啸。红军指战员沉着应战，红军的山炮派上了用场，待敌人发起冲锋进入了最佳射程才开炮，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只可惜山炮数量少，炮弹有限，在防御战中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建宁溪口凉伞坑的百丈台是红军第一个山炮连诞生地。关于百丈台还流传着一首红色民谣：“百丈台，百丈台，红军炮兵射击台，白军官兵断魂台!”

【篇三】党史经典故事

　　一台水力轧花机1922年，21岁的陈毅回乡时，做过一件至今仍被乡亲们传为佳话的事情。

　　当时，农村极为落后，只有一些人力驱动的前清时安装的农业机械。以轧棉花的机子为例，需要3到5个壮劳动力轮番上阵才能驱动，且效率十分低下。

　　一日，陈毅步行于羊岔河畔，看着潺潺流水，突然想到村里的轧花机太过笨重，费时又费力。为何不为乡亲们改装成水力驱动？也正好将学到的知识用之于民，让乡亲们认识到科学与知识的力量。

　　陈毅很快便将想法付诸实践，经过试用，陈毅改装的轧花机不仅省了劳动力，轧棉花的效率更提升了一倍多，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看稀奇”，面对大家的啧啧称赞，陈毅格外开心。随后，他向留法的同学蔡和森去信，申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久之后，他收到了蔡和森的回信，组织已经同意他的请求。1923年初，陈毅离开故乡。

　　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如今，这台水力轧花机仍然保存在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中。

【篇四】党史经典故事

　　1、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2、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3、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篇五】党史经典故事

　　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

　　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的事是没有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辨别真伪、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

　　“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1948年3月29日，东北局专门召开重点总结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书记联席会议，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并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十几天后，陈云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陈云再次坦诚地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

　　原来，陈云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后，将土改运动视为巩固和发展南满的重要条件，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开展3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

　　尽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已经有了许多“左”的规定和偏向，尽管“左”倾偏向泛滥时陈云已经离开辽东，但是，陈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最后东北局对辽东土改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是“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1983年编辑出版陈云的文选时，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应当做自我批评。”

　　“大家吃不饱肚子，我负有责任”

　　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区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时，面对家乡人民群众，陈云不仅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据同去调查的随行人员回忆，陈云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的“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农业发展困难，粮食紧张，甚至出现饥荒。面对全国性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领导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调整原有的政策和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陈云已到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接着，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作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兴等等。

　　对于这次调查，陈云在晚年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确实，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条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在两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可以承认错误，这就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无疑体现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次检讨，时空不同，目的不变，那就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

【篇六】党史经典故事

　　一、私吞税款

　　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二、朱德元帅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

　　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三、公车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篇七】党史经典故事

　　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篇八】党史经典故事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篇九】党史经典故事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13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

　　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嗯……”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丢米袋的事儿说出来。要是同志们知道了，准会把自己的粮食捧出来给我吃。大家的粮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们的呢？不，我要坚持！

　　晚上，部队休息了。小兰怕大家看见她尽吃野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了东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这样过了几天，小兰的身体就不行了。小兰醒来说：“看护长，我自己能走，快让我下来！”央求了半天，看护长才把她放下来。小兰咬紧牙，坚持着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边煮野草吃去了。这时候，看护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小兰，你身体好一点了吗？哎，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煮东西吃？”小兰赶紧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东西吃，不让你看！”“好！我不看。”看护长嘴上这么说，趁小兰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抢了过来，一看：“哎呀，小兰，你怎么光吃野草，一点麦粉也不掺呀？”“路还远呢，留着慢慢吃呀！”“你的米袋呢？”小兰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看护长奇怪地问：“你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米袋破了个洞，怕麦粉漏出去！”“拿来！我给你缝缝。”说着，看护长一把夺过小兰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小兰，你的麦粉呢？”看护长听了说：“哎呀，小兰，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没了粮食，大家应该帮助你呀！”说着，看护长从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麦粉，放进小兰的缸子里。“你先吃吧，我马上去报告首长。”不一会儿，小兰丢粮食的事儿，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同志们立刻提着米袋走了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兰的挎包里装。小兰忙摇手说：“不，不，谢谢大家……”这时候，那个伤员拄着拐杖走过来，拿着一点粮食，激动地说：“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我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同志们都说：“小兰，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小兰呢，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粮食。小兰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篇十】党史经典故事

　　“半条被子”的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背景故事链接：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破棉絮，她们便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岁的儿子合盖。几天后，部队临行前，3名女红军执意要将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说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让之际，一位女红军用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将半条被子交给了徐解秀。

【篇十一】党史经典故事

党史故事简短一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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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望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担任过《辞海》总主编。1920年4月底，陈望道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相继出版，截至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党史故事简短二

　　甘祖昌与龚全珍的故事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农村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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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8月，在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不到两年，甘祖昌主动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职务，带着妻子龚全珍，回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务农。原因很简单：为了带领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妻子龚全珍也全力配合丈夫，到当地学校当老师，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花在支援农村建设上。1986年，甘祖昌因病去世，他留给妻子和儿女唯一的遗产是一只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着3枚闪亮的勋章，那是1955年他荣获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与二级解放勋章……

党史故事简短三

　　“半条被子”的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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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破棉絮，她们便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岁的儿子合盖。几天后，部队临行前，3名女红军执意要将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说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让之际，一位女红军用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将半条被子交给了徐解秀。

党史故事简短四

　　英雄母亲邓玉芬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背景故事链接：

　　邓玉芬，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水泉峪村，后嫁到密云县张家坟村，一生务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无私奉献了数位亲人的生命，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

党史故事简短五

　　三千孤儿入内蒙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特别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背景故事链接：

　　1959年到1961年，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灾荒频繁，育婴堂的米粮眼看就要见底，政府收养的几千个孩子怎么办?国家决定把他们送到食物相对充足的内蒙古。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草原。3000孤儿来到草原时，草原同样经济困难，但蒙古族群众主动担起这份国家责任。年迈的额吉(蒙古语意为母亲)、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有的步行几百里，争先恐后收养这些孤儿。刚进草原时，孩子们衣服上都别着一块小布条，上面的数字编号是他们的代号。走进蒙古包，草原额吉给他们取了好听的名字——国秀梅、党育宝、格日勒、娜仁花……

【篇十二】党史经典故事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背景故事链接：

　　陈望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担任过《辞海》总主编。1920年4月底，陈望道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相继出版，截至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篇十三】党史经典故事

“半条被子”的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篇十四】党史经典故事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篇十五】党史经典故事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篇十六】党史经典故事

　　延安“窑洞对”

　　延安“窑洞对”又叫“窑洞之问”。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窑洞之问。”

　　（点评：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延安“窑洞对”太重要了，毛主席用一个民主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

　　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点评：有错误了，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共产党员的人格风范！）

　　耿飚之问

　　耿飚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当年的“杨罗耿”，曾经横扫千军，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说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点评：耿飚之问，被誉为中共党史继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和延安“窑洞对”之后的三大问！忘记背叛群众的人，人民绝不留情唾弃他！）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点评：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进京赶考说！不骄不躁，全党同志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叶剑英两次挽救党

　　第一次：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在此不想多说，说说里面具体的一个细节。党史叶剑英担任张发奎第四军参谋长。当时，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准备要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但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发现了起义苗头，电令贺龙军长等率部到庐山，意在缴械。这一消息被叶剑英知道了，他赶紧向周恩来等人汇报，所以，南昌起义提前爆发。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情报，不知道有多少起义者还没起义就被屠杀了，那还有后面的南昌起义？

　　第二次：南昌起义。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业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叶剑英在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回合。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点评：叶剑英，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好多人就不认可，说叶剑英凭啥能授予元帅军衔。我说你真不知中共党史，知道了你就会明白，哪怕十大元帅其他九人都不给，也要给叶剑英！叶剑英的另一次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便是，协助华国锋等人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一丰功伟绩中，叶剑英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说协助，是因为华国锋当时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充分证明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2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重点进攻。蒋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5万人围攻陕甘宁边区，而彭德怀统率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2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边区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并将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当时留在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毛泽东要以这800人转战陕北，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转战陕北，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引领胡军“武装游行”，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毛泽东率部刚走一会儿，敌军就进了村。这种险情时有发生。因此，作为中央支队负责人的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但毛泽东坚持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央的图谋泡汤。

　　（面对那么多的强敌，毛泽东就是不过黄河！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胡宗南！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全然不顾及自己性命，这就是领袖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挨整日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还同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然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失去了军权。此后,毛泽东不断挨整，处境更加艰难。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两三年”，是毛泽东事业上遭受的最大挫折。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排除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障碍，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临时中央的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传》写道：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毛泽东在挨整的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至少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1、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2、大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3、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4、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5、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泽东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不悲观，不消极，不懈怠，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等待中学习，“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为“天降大任”做着积极的准备。

　　（我们都有不顺心的时候。每当失意不顺心了，不妨看看我们最为崇敬的毛泽东，他是怎么对待的！万不可发不完的牢骚，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丢了初心而开始贪腐，走上不归路，有的甚至背叛了初心而背叛革命，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七大元帅拼死救毛泽东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在这次斗争中，七位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开国元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和徐向前。

　　朱德

　　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是极具分量的。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期间张国焘百般刁难，朱德不顾个人荣辱，沉着冷静的与之巧妙周旋。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想赶走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队里，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态，以便应对。当朱德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言辞一点也不为过。

　　刘伯承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顾全大局，不漏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刘伯承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即便这样，刘伯承仍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加重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决定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贺龙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当时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张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

　　聂荣臻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宣扬他的南下方针。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也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无非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裂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叶剑英

　　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会和。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彭德怀

　　彭德怀开始也是张国焘拉拢分裂的对象，也送过礼物金钱，派说客游说过，但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不为之所动。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徐向前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指挥，是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陈昌浩的三号人物，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军红一、三军团连夜悄悄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经过百年血泪史和奋斗史，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斗争，新中国成立了。在往后的三十年里，是国内人民空前大团结的时期，由于对党的极度信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开始了社会主义大建设，锻造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人物，形成了诸多奇迹般的奋斗精神。今天，先介绍5种精神，这也是我们现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好教材，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就从这些精神中找答案。

　　雷锋精神。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雷锋精神，其实质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1963年毛主席亲自为这位共产主义战士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大庆精神。

　　也叫铁人精神，浓缩为艰苦创业精神。1960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就在此时，我们的盟友——苏联单方撕毁合同，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面临极大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急需石油。再次险恶背景下，一场中国前所未有的石油大会战在大庆拉开序幕，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先生产、后生活”“宁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都要抖三抖！”的创业口号。在此精神的鼓舞下，我国摘掉了贫油落后的帽子。1964年，毛主席为此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随后，大庆精神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学习榜样。

　　大寨精神。

　　“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4700块分散土地弄成了900块梯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87斤，增加到1962年的772斤，1963年遇大水灾，仍保持在700斤以上。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大队向国家共交售1758000斤粮食。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选节。一个国家的政府工作报告，用这么大篇幅介绍一个生产大队，足见大寨当时在中央领导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中国农村都像大寨那样，那中国人的粮食就吃不完。”1964年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两弹一星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帝国主义仗着有原子弹，动不动欺辱新中国。中国要是没有原子弹，就抬不起头，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为了争口气，人民军队和科学家们，仅用五年时间，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11月，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新中国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震撼了世界各国。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两弹一星”精神科浓缩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红旗渠精神

　　。即当代“愚公”精神，说具体点就是“人定胜天”，其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动工于1960年，勤劳勇敢的30万林州人民，苦战10年时间，仅仅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

　　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徒步行军的两个纪录

　　飞夺泸定桥，红4团一昼夜飞奔120公里1935年5月28日晨5时许，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在前往泸定桥的行进途中，政委杨成武和团长黄开湘接到军团转达军委的“万万火急”命令，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黄、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这就意味着部队必须在一昼夜内走完120公里的路程，并在29日当天攻取和完全控制泸定桥。由于时间紧迫，命令只能边行军边传达，“走完120，赶到泸定桥!”在猛虎岗，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击溃了敌人的1个团部和1个营，占领了摩西。此时村东河上的木桥已被敌人炸掉了，这给部队行军增添了麻烦。部队全力以赴用了两个小时——紧张而珍贵的120分钟，才架起了这座桥。之后，全团一口气又跑了25公里，傍晚7时许，一查看地图，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55公里，而且全是山路。正当部队继续前进时，突然下起暴雨来了。天，黑得像倒扣的锅底似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打闪电的一瞬间，才能分辨哪是山哪是路。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加之道路十分泥泞，真是寸步难行。这时，敌人已经赶上来了，正在对岸与我们平行前进。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泸定桥，杨成武通过各党支部向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动员，要求他们想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在明天早晨6点以前赶到泸定桥。为了赶路，点起了火把，对岸敌人问是哪录的，司号员巧妙对上，敌人信以为真，把红军当成自己人。就这样，敌人与红军隔岸并行了15公里路。就这样，部队以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速度，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并立即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选出了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将守敌全部击溃。22名突击队员仅在桥上中弹牺牲3人，创造了夺取泸定桥的奇迹。

　　飞兵清风店，120公里与45公里的对抗赛

　　1947年，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杨得志、杨成武、耿飚打算在清风店歼敌，但是国民党罗历戎的第3军已经过了滹沱河，离清风店只有45公里，而我军的部队还在徐水地区，距离清风店有12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军部队必须在同一个时间里走将近敌人三倍的行程。而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我军能不能抢先赶到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如果我军赶不到，让敌第3军和保定新2军的两个师靠拢，我军就很难吃掉敌人了。部队一边走，一边开“飞行会议”，边走边向战士们传达紧急战斗动员令。18日午后，我南下各部队大都提前4小时至6小时，完成了120余公里的长途行军任务，到达指定位置。此时，国民党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领他的主力1.4万余人、200多辆大车，刚刚走过了定县。20日拂晓，我军开始进攻。一经接触，敌主力很快收缩于西南合等几个村庄，向北平告急，请求增援。22日3时40分，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向西南合等村庄发起总攻，战斗到11时30分胜利结束。清风店战役，共歼敌第3军军部、第7师和第16军第66团，俘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等以下官兵1.1万余人，毙伤敌2000余人，连同保北阻击战共歼敌1.7万余人。缴获各种炮72门、轻重机枪489挺、长短枪4500余支、电台8部，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并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

【篇十七】党史经典故事

　　醒了中国人民，号召广大群众要站起来为自己的平等而斗争。在工人运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锤炼出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引领一大批热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读史以明智，知古以鉴今。作为年轻的基层团干部更应该坚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牢记肩负的使命，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团结广大青年托起中国梦。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是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流行并为人们所习惯的一种说法。对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过如此完整的论述:“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的反封建主义”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要认真学习党史，学习烈士先辈们的高尚情操，这对我们在工作中明确方向、坚定信念、启迪智慧、砥砺品格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听党话、跟党走是我前行的方向，我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熟读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学党史，用心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新时代团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前行，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工作本领，不惧风雨、勇挑重担，在党组织和国家的带领下，继续放飞梦想，勇敢拼博。

【篇十八】党史经典故事

　　2月2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要求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党史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从今天起，我们特别开设“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栏目，每期推出一个党史小故事，大家要从这些小故事中感悟党的伟大历程和真理的力量，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一张被鲜血尽染的党证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陈展着一张独臂将军陈波（原名陈汉清）血染的党证，它是1934年在川陕苏区颁发给优秀共产党员的，当时共颁发了两千张，但建国后仅发现这一张。这张血染的党证，见证了陈波将军传奇的一生。

　　1929年初春，20岁的陈波在黄安（今湖北红安）七里坪参加红军。因为他当过裁缝，组织上分配他到被服厂工作。同年7月的一个夜晚，被服厂党支部在一棵大树下召开支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秘密阶段举行的特定方式：借助夜幕，不准点灯，也不必举手表决，只需说一声“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就行了。在这个“黑灯”会上，陈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在川陕苏区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党组织为激励广大党员奋勇前进，决定给优秀党员签发党证，这是党对自己的儿女的一次全面审查和政治考核。每一位党员都要在支部会上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简历、作战表现等，再经群众评议、支委会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签发党证。

　　在评议发党证的支部会上，宣传委员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汉清同志出身贫苦，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陈波领到党证后，十分珍惜，特地缝了一个小皮囊别在腰带上，专门放置党证和交党费的铜钱。

　　陈波将军

　　1941年3月的一天，时任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副团长的陈波向战士们介绍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并开始做示范。他命令大家后退300米，然后抱起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走去，团长欧治富拦住他说：“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说：“你是一团之长，还是我来吧！”待大家进入安全地段后，陈波开始按雷、擦火，“嘣”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陈波倒在了血泊中。

　　经过奋力抢救，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仅剩一条胳臂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醒来后，他用仅有的那只右手摸到裤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便焦急的问护士：“小皮囊呢？”护士不明其意，陈波解释说：“火柴盒大小，裤带上的。”护士将他的血衣翻遍，终于找到被鲜血浸透的小皮囊，党证也已被鲜血尽染。

　　受伤后的陈波，虽说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决心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为抢夺东北的抗战果实，向东北大肆增兵，我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组建了“赴东北工作干部团”，简称“东干团”，紧急向东北驰援，陈波看到东北的紧张形势，便向中组部提出要参加“东干团”，领导似乎在故意考验他，指着那匹烈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就让你去。”陈波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稍一纵身便越上马背，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原地。就这样，他成了“东干团”的一名特殊成员。日军投降时，按照党的指示，陈波一个人接收了日军的一个军用仓库，他昼夜守卫，枪不离身。当后来为支援东北而伧促赶来的359旅官兵在为棉衣和枪支弹药发愁时，陈波挥动着仅剩右手的拳头说：“快来拿吧，这儿应有尽有。”我军官兵们不仅得到了充足的物资，也从这位身残志坚的老红军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激励。

　　艰苦的长征、血战甘南、宁夏、山西……、赴延安、战东北，多少次，行军作战，汗水把陈波的党证浸透，多少次，沿途的奇寒把党证上的汗水凝成冰凌。在穿越鬼子的封锁线时，为防备落入敌手而暴露身份，许多人都把党证销毁了，陈波说：“就凭我这一只胳膊两条残腿，不是红军就是八路，有无党证一个样，落到敌人手里都是死。”所以他一直揣着党证打天下，伴随党证度难关。

　　这张小小的党证，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历史转变，也见证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一片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