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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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起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①[《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因为是他发起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而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与他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又及时报道形势，提出行动口号和纲领，实际上起了引导运动的作用。最后，又是他收获五四运动的成果，组织共产党，把五四运动引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仁的论述，把五四运动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内容上，也不局限在爱国政治运动而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共的成立。所以把1915～1921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就是说，我们平时所指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的，专指1919年的爱国运动；一种是广义的，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爱国运动、及其延续——中共的成立。而其影响和意义，甚至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今后中国现代化的彻底实现。

　　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广义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毫无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一是运用了不同的方法论，不愿意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二是可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观点，更不愿意看到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的关系；三是如周策纵先生所指出的，有些人对新文化运动有偏见，“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①[周予同：《过去了的五四》，《中学生》，1930年5月4日。]周先生对此评论说：“把五四时代的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或其他活动分开来做专题研究，自然可以；但这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②[《五四运动史》（上册），第3页，明报出版部，1981.]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关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是谁？由于过去的研究者带有太多的党派色彩，争论很大，如：国民党的理论家叶楚伧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③[《总理鉴临下的“五四”运动》，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13页，时代出版社，1947.]；曾任国民党副总统的陈诚等人则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感情冲动的、自发的、甚至是被投机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运动。④[陈诚：《告革命青年——为民国二十九年“五四”纪念而作》，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2～3页。]而大陆方面的学者，则多数认为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这些说法都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缺乏说服力。

　　二、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这种特殊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直接是由陈独秀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准备的。

　　从1840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起，中国人民受尽了屈辱和苦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从1840到1914年，中国人民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康梁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对这种斗争为什么屡起屡折的问题，找不到答案。面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日益严重的局势，人们感到仿徨和苦闷。

　　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提出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当前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首先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就是说：要救亡，首先要启蒙。

　　自然，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陈独秀天才脑袋中突然想出来的，而有历史发展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不足。后来，在康、梁维新运动中，少数激进分子在论证他们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曾经攻击到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首次冲破了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形成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当时的孙中山、陈独秀及毛泽东，都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一度拥护维新改良主张。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学术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是无声无息的。”①[陈旭麓：《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在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大量报刊后，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封建思想虽有冲击，但“严格地说仍未算达到全盘地反省和检讨传统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会上更说不上形成一种‘反传统’的潮流”；一种具革命性的反传统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从1903年开始“才真正出现”。而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①[《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19、123页，三联书店，1997.]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在论述这个观点时，他对陈独秀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反传统文化革命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陈独秀在他参加的1903年拒俄运动被镇压后，曾表现出与当时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创办了一份报纸《安徽俗话报》，集中探讨中国危亡和历次救亡运动失败的原因。结果，他认为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性大落后。

　　他说：“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有两大不好的性质足以造成“亡国”：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第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②[三爱：《亡国的原因》，《安徽俗话报》，第17期。]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是没有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的。所以，救亡应从根本上着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以“三爱”为笔名，在《安徽俗话报》上用通俗的话语，向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阐述：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从“家”这个关系到国民自身利益的关键词作为切人点，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阐述了“家”与“国”的关系，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起来救亡的政治觉悟；宣传了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能让“皇帝一人胡为”的民主思想；同时批判了社会上种种迷信天命的恶俗和宿命论，宣传了一些科学知识……

　　由于这样的内容，《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代办处，一时驰名全国。但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风雷激荡，陈独秀也被裹挟进去，直接进行政治革命。在这年秋天《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所以，如果说当时全国类似《安徽俗话报》的白话报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那么这股潮流没有发展成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在当时国民中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一般国民仍如鲁迅小说《药》中吃人血馒头的人们那样不觉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数如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留学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样，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机。而且它对辛亥革命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如后来陈独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与结果，定位在一“单调的排满”，即种族斗争；二“单调的军事行动”，即依靠少数军人政客而不是广大民众。这也是辛亥革命不彻底、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袁世凯政治上的复辟，文化上的复辟也跟踪而来。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尊孔崇儒订入“宪法”：“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

　　在这股复辟潮流的影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更加严厉地窒息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和权利。许多青年经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观，甚至自杀，揭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质。国民连自身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何有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起而救亡的觉悟。

　　正是在这种众人皆醉皆迷时，陈独秀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苦闷和访徨后，清醒而顺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国民性的文化革命上来。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一创刊，陈独秀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声言要彻底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新青年”。这种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无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和无比锐利的战斗力，向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种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其中振动最大的是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的伦理学说，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思想，没有个人权利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

　　这次运动与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时不一样，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从“家”的利益出发，来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而是从“人”与“家族”（封建社会和国家的基石）的关系，即从“个人”的利益（人权）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具有更深刻的意义。陈独秀指出，伦理的觉悟比政治的觉悟具有更深的层次：“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②[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这就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了；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了。

　　新文化运动经过几年的斗争，在全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在青年一代中，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发生了强烈的震撼。广大青年男女纷纷冲破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束缚，团结到《新青年》周围来，先是为个人的“天赋人权”而斗争，继而走上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的奋斗道路。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创办类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从事文化革命，又进行政治运动的强大队伍，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必然走上政治斗争之路，启蒙向救亡转化，从而与五四运动发生关系呢？新文化运动启动时，同人本来是相约“不批评时政”的，即“20年不谈政治”。但此约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人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一旦发生涉及到如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等关系到卖国、亡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就不能不谈。陈独秀在回答当时责问《新青年》为什么谈政治问题时，说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关心政治，乃是“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①[《答顾克刚》，《新青年》，第3卷，第5号。]又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②[《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期。]

　　三、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

　　北京和全国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状况显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充足的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这些人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层次：（一）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除了上述陈独秀是“总司令”之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领袖，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办校方针，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顾茅庐之诚，把当时没有学位、没有教授职称的陈独秀从上海请到北京，聘为教授，还委以文科学长的重任，并允许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办理。同时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学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陈独秀以《新青年》编辑部为阵地，组织起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终使在上海进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壮大扩展到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收到了扭转中国历史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即便有，也不会有那样的影响。同时，蔡元培本人也有类似陈独秀、胡适那样的鲜明的新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和陈、胡、钱等人受到保守势力攻击时，尽了保护之责。1919年3月18日，曾给当时攻击新文化运动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纾一封回信，竭力为新文化运动辩护，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污蔑和攻击。

　　特别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情操对五四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

　　对于学生，虽然他认为最重大的责任是读书，政治集团和学校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他不像胡适那样固执，而主张20岁或20岁以上对政治有兴趣的学生，可以以个人身份加人任何政治集团；学校可以对他们加以劝告，但不可干涉他们的自由选择。他还鼓励学生自治，组织各种社团。虽然这些社团开始是带有学术、娱乐和服务性质的（如学生会、新潮社等），但一旦组织起来，在政治运动中，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组织或带上政治色彩。

　　从当时三位亲历者何思源、叶景莘、许德珩回忆1919年5月2日和5月3日蔡元培亲自推动运动的情况①[参见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第4辑，第67页；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忆录》（续）；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来看，说蔡元培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并不为过。而且紧接着蔡元培又为营救被捕的学生而奔走，取得成功。可以说，蔡元培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所以陈独秀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②[《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不过，说起其他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只提胡适而不提李大钊，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无论从新文化运动，还是从爱国运动方面，李大钊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都比胡适大。李是陈办《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思想上一致的最亲密战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引进《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并坚持下去的人。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由于陈独秀早在3月已被迫辞职离开了北大，胡适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动，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钊留在北大直接指导学生行动。

　　胡适在上海接到陈独秀等人的信了解北京学生游行事件后，颇不以为然。他一贯主张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主张“读书救国”、“教育救国”，主张进行新文化运动，改造落后的国民性，进行文学革命，特别是白话文运动；而政治救亡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他这种思想主张，在政治运动高潮时，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从长远来看，也不无深刻性。“教育救国”，本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所以，高潮过去后，他的这种主张会得到相当的响应。这是运动后期一部分学生运动领袖跟随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运动前新文化运动中在青年中建立的崇高威望，所以胡适可以说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二）群众基础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前，新文化阵营的其他干将还有十余人，他们除了与陈独秀一起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如6月9日与陈独秀一起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就有高一涵、王星拱等。①[参见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三）群众基础之二——《新青年》、《每周评论》作者群。

　　五四前，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外，还有九十多人。这些人，在与陈独秀一起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同情、支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年轻者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教育、启发和影响后，更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如浑代英、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

　　（四）群众基础之三——《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读者群和直接与陈独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爱国思想洗礼的人们。

　　这个人数有多少？难以正确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单以1919年5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读者通信，就有178封（自然是来信的极少一部分），其中陈独秀亲自公开答复的读者就有32人之多。就《新青年》论，1917年以后，“五四时期”期间，销量骤增到1．6万份。若一人读一份，就是1．6万人。而像北大、长沙第一师范等校，一份杂志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阅读，那么，它的读者群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就此而论，说《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为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是不为过的吧！自然，阅读和写信给陈独秀新青年社的，并非都是拥护陈独秀主张和新文化运动的，但是衷心拥护，接受影响，并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甚至组织社团，进行活动的青年，也不是少数。

　　毛泽东曾回忆：“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①[转引自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三联书店，1979.]《每周评论》创刊后，影响更是扩大。胡适说：那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所以用白话，就是为了启发民众的救亡觉悟。“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②[《文学革命》，《胡适选集》，第1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五）群众基础之四——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领袖。

　　鉴于五四运动是以北大和北京学生为先锋首先发起的，所以，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还亲手培养了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

　　五四运动的爆发，以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和五四游行为标志。这两个事件的组织者是国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干，即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学生运动领袖都是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亲自教诲的学生。他们的经历和回忆③，[参见许德珩：《我和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博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期；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表明他们与陈独秀的关系十分深切。特别是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是受到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直接支持和帮助的。

　　段锡朋以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市学联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6月5日，他与许德珩等作为北京学生的总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会议克服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决议坚持“三罢”，不达目标，誓不反顾。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并出任会长。6月21日，巴黎和约签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国学联与上海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终于取得胜利。可以说在整个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第一号学生领袖。

　　五四当天游行的总指挥是博斯年，起草游行中散发的最重要的白话文传单的是罗家伦，谒见美国公使的四位学生代表中，三位是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

　　这里，顺便对过去在大陆上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提出异议。这种说法认为：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因此而把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这些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排除在外。①[华岗：《五四运动史》，第8章，第160页；彭明；《五四运动在北京》，第170页，北京出版社，1979.]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有关论述，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第一，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并非都是《甚至主要不是）后来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北京是如此，全国亦是如此。这一点从当时各省市成立的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成员名单中，就可清楚地看出。

　　第二，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因为当时他们“赞成俄国革命”。但是，恰恰在这个标准上，当时“新潮社”的领导人傅斯年和罗家伦比谁都激进，甚至比他们的老师陈独秀、李大钊还要激进。这可以用他们当时发表在《新潮》杂志上的大量文章来证明。所以，若以“赞成俄国革命”此一标准来衡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把傅斯年、罗家伦排除在外，也是自相矛盾的。

　　总之，谁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只能有一个标准，即看其在当时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从思想倾向上来划分，是不妥的。因为连毛泽东在上述文章中也承认，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分化：“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86.]还需指出，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直到1920年初才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所以，如果硬要在思想上给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定格，那么，他们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六）群众基础之五——当时同情、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进步党和国民党人。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表现得相当活跃，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受《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因此，两党分别从1918年春天和五四运动后期起，他们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就与《新青年》互相呼应，宣传新思想，甚至传播马克思主义。

　　四、对五四运动的指导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救亡运动准备着以上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的时候，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继而召开的巴黎和会，将决定德国掠夺去的我国山东权利是否能归还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干将，在继续维持《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于12月22日，创办了一份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每周评论》。这份周报，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指导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接过当时人们的口头禅“公理战胜强权”，提出了两大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接着，12月29日，陈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①[《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第2号。]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关于国内的斗争，陈又提出更具体的目标，即“除三害”——军人、官僚、政客。更可贵的是提出了进行斗争的具体方式：“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和“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②[《除三害》，《每周评论》，第5号。]2月9日，当巴黎和会表现出由“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将“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的态势时，陈又在《每周评论》上立即发表《揭开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而在3、4月份，当日本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国山东权利的野心时，《每周评论》立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自21条、日中军事协定以来的种种侵略中国权利的罪恶和北洋政府为满足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当——这里，实际上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更高更具体地举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帜。

　　5月4日前夕，当得知五四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吹响“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冲锋号，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针对敌我友各方的动向，更及时发出鲜明而强烈的政见，不断打击敌人，教育群众，力图使运动朝着正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

　　5月11日，针对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列数政府从21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三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①[《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每周评论》，第21号。]5月18日，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层中和有些人把民族的斗争视为山东一省的问题的错误认识，陈独秀又发表文章《敬告中国国民》应该全民起来奋斗。②[《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此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时发出战斗檄文，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提出了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又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磨难的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④[《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从此，“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就成为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座右铭。毛泽东在指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就直接引用了这句话。

　　特别是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人，陈独秀竟不顾大学教授的身份，亲自起草了内容，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又亲自到闹市区去散发，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五条“最低要求”中，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而且“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表现了反日的彻底性；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位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的官职，并“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这就把一般的政治运动，导向革命的道路了。

　　综上所述，陈独秀及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们——蔡元培、李大钊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了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阵地，为五四运动提出了不断深人的战斗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而且，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还身先士卒，冲到了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陈为此还被捕，由于各界的营救，三个月后才获释。

　　所有这些，雄辩地证明了陈独秀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据朱务善等1923年所做的民意调查，被访者（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心目中大人物是哪几位？结果以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票数最多。①[《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这也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的说法，是多么站不住脚。

　　五、关于五四运动的结果

　　五四运动的结果：由启蒙转向救亡，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民主，这是当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因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新文化运动虽然发生在十月革命前，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对中国还有极大吸引力的时代，但五四爱国运动却发生在十月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主义文化呈现出衰败没落而苏维埃制度和西方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生机勃勃的时代，使中国一切进步人士多转向俄国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如不用说过去醉心于法兰西民主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梁启超、孙中山，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甚至广东军阀陈炯明、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大谈社会主义。可见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潮流，于是大家都抛弃过去带着光环的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理想，使五四运动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后来历史的曲折，有人认为五四结果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历史遗憾。这里有一种误解，即误解陈独秀等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在五四后期放弃了新文化运动及其宗旨。实际上，陈独秀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一组织共产党一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原以为可以继续像五四运动那样，可以把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结合起来进行的，在救亡成功，使国家独立的同时，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人们可以享受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那么，后来的事实为什么没有向那个方向直接发展呢？这里，对于陈独秀等人来说，又有另一个误解，即他们误解“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实现人民民主，正如当时列宁反复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赞扬无产阶级专政时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者的民主。”所以，“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①[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30、633、634～635页，人民出版社，1960.]陈独秀等人，当时完全接受列宁的这些观点，并在中国大力宣扬。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胜利基础上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往往转化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独裁，要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尚待我们长期艰苦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留下的三个核心课题——民主、科学和建立理想社会，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篇二】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伟大历史功绩

　　 由于陈独秀的历史经历奇特、显赫、曲折、跌宕，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他的毁誉纷呈，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否定他的伟大历史功绩。正是他的卓越贡献，所以人们至今都没有忘记他，历史也永远的把他载入了史册。

　　 对此，陈独秀传记的一位作者指出：“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到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可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那么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1]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见识的新观点。

　　 从陈独秀的历史业绩来看，主要体现在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作用以及建党上的地位和在大革命之前的领导工作上。

　　 他所创办的《新青年》影响了几代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鼓舞了永远的后来者。陈独秀曾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民主和科学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动力”，“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他正是高举着这两面大旗，领导了历史和时代的潮流，启蒙了一代热血青年。这本杂志被当时的青年誉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可见《新青年》杂志及陈独秀在青年中影响之深，连毛泽东也称其为“自己的楷模”[3]

　　 郭沫若也说:“对于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4]

　　 作为一位“开天辟地”的新文化运动的最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伟人，被誉为“学界重镇”[5]，可以说5000年以来前无古人，毛泽东也赞他为“思想界的明星”[6]。他的许多著作中的精华，更是祖国文化精神的珍贵遗产和宝藏。

　　 五四运动在他的影响和培育下，为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和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件大事。他和李大钊一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还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披荆斩棘。毛泽东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7]这个评价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毛泽东还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我一生的关键时刻给了我最重要的影响”，“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8]

　　 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也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确实,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仅点燃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功绩将永留史册。

　　 二、主要错误

　　 1、大革命中的错误

　　 陈独秀先生从叱咤风云、光耀辉煌，再到罢黝离党、曲折跌宕，其一生命运的突然转折就起因于大革命失败。

　　 过去在共产国际的支配下，一直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是时至今日，历史已翻过了好多页，我们也应当拨开历史迷雾，冷静客观的来审视当时的历史和陈独秀的命运。

　　 大革命时期党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共产国际右中有左，左中有右，操纵一切。第五届党代会之后，临时中央已把陈独秀排除在外。对此，陈独秀说过“叫我如何领导?”并曾提出辞职。随后在共产国际罗明纳兹的操纵下，“八七”会议又对他缺席批判，加以罢默。陈独秀毫不讳言，他作为总书记，也受国际组织纪律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有“左”也有右的错误，愿承担责任；但在共产国际支配下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他至死一直不服，并为此两次拒绝到莫斯科。

　　 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了”，“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是要负责任的”。[9]陈独秀在承认和承担错误的同时，还把犯错误的原因总结为，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10]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苏联在遥控，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虽然持不同意见，并在事实上有过抵触，但为了大局也只能是服从而保留自己的意见。“1926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完全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维经斯基、布勃诺夫、鲍罗廷等错误造成的，他们对这三次‘妥协退让’乃至其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如果说陈独秀在这三次‘妥协退让’中也有责任的话，那也只负次要的责任。”[11]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定论”，是“源于共产国际的需要和指示”，是“斯大林操纵下的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操纵下的中共为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而定下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历史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记下了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结果”。[12]

　　 毛泽东也表示：“大革命中，我们党犯过右倾错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党又犯过三次‘左’倾和抗战初期一次右倾错误，都是来自第三国际。”[13]

　　 现在，随着俄罗斯档案新材料的开放和利用，史学界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责任进行深入探讨后得出的结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陈独秀只不过是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只能承担执行错误路线的次要责任。对此，有人统计过，1923—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会议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地遥控指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如与国民党合作、对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的处理等，都得听命于莫斯科。等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出于本国利益考虑，把一切责任推向陈独秀，把一切错误也推给陈独秀。

　　 既然如此,则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因陈独秀长期受到批判而延续下来的关于“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认识，随着今天对陈独秀功过是非的正确评价，也应该矫正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不能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归于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的领袖，即便要负部分历史责任，也只能是相应的执行错误决策中的连带责任。

　　 2、加入托派（托洛茨基主义派的简称）的错误

　　 这是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陈独秀犯错误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他参加“托派”，与党发生分歧，干扰了党的革命斗争，并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14]即使后来他被捕关在国民党监狱里,也没有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面前屈服过。

　　 事实上陈独秀本人也是反对分裂和破坏党的，当他看到托派的主张不利于抗战，与自己的抗战救国的愿望相悖时，竟对托派给以严厉批评，出狱后断然拒绝了与托派的联系，并申明与其“各奔前程”。[15]

　　 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他并不是“反革命”、“汉奸”、“叛徒”。过去强加给他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已经被党的文件和历史资料一一否定了。

　　 三、简要评价

　　 历史已经过去，当再次回顾先烈走过的路时，我们确实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进行理性的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我们无需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那个时代的人。毕竟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既是中国革命极其复杂的时期，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而他作为党幼年时期的领袖，自然就注定了他免不了要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代领袖当作神，更没有必要从反面神化他，我们应该把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去看待，不夸大、不贬低，还他一个真正的面貌。这样才能更客观更公正地评价陈独秀这位重要党史人物

　　 就其贡献而言，五四运动前后至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倡导了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作为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引导时代前进的。不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还是传播马列主义，乃至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仅从这一点来说，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驱，伟大的启蒙运动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乃至20世纪的精神领袖等光环和荣耀形容都不为过。郭德宏也在《略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中说他有七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一个杰出表率。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共产国际、党以及自身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和全党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存在不足的一面。作为那个复杂历史时期的领袖人物，他没能超越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对中国的国情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共产国际的控制下，不善于玩政治的陈独秀就难免会发生某些失误。

　　 但是，人们却一直习惯于一笔抹杀陈独秀前期的巨大历史功绩，而无限夸大他后期的重大错误，把陈独秀粉作是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甚至托洛茨基主义代名词。很明显，这违背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及开除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而廖盖隆的结论是：“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任建树先生也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陈独秀的功绩是伟大的，而他所犯的错误与之相比是微小的，历史终究会发展到给陈独秀树铜像予以纪念。”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为国家民族奔波奋斗的一生，是大公无私的一生，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还必须指出，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有一些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和错误。但是，陈独秀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用他早期的功劳去掩饰其后期的错误，也不要以他后期的错误去否定其早期的功劳。对于陈独秀早期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地肯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因此，我们可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立场来评价陈独秀，虽然犯有错误，但相比其功劳，错误是次要的，功劳是第一的。我们应当宣传他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高举陈独秀最先举起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三面旗帜前进，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为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个客观真实的陈独秀一定会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篇三】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民国以来，尤其是到五四运动、大革命和抗战前期，他一直都是一位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历史风云人物，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既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要影响而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虽然是红极一时的名流,却也是人生坎坷、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处在旧中国专制统治、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个人的经历充满着惊险，受到的不幸遭遇和待遇，更是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也是无法磨灭的。然而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他在执行国民大革命的错误决策以及后来的“托派”问题上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又有着种种是非的历史人物，我们该如何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此，我们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是表彰，还是责难，都必须直面历史真实，厘清界限，清楚是非。因此，本文是从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和过错两方面进行阐述，理性的对其一生作简要、客观的评价。

【篇四】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民国以来，尤其是到五四运动、大革命和抗战前期，他一直都是一位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历史风云人物，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既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要影响而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虽然是红极一时的名流,却也是人生坎坷、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处在旧中国专制统治、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个人的经历充满着惊险，受到的不幸遭遇和待遇，更是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也是无法磨灭的。然而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他在执行国民大革命的错误决策以及后来的“托派”问题上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又有着种种是非的历史人物，我们该如何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此，我们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是表彰，还是责难，都必须直面历史真实，厘清界限，清楚是非。因此，本文是从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和过错两方面进行阐述，理性的对其一生作简要、客观的评价。

【篇五】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伟大历史功绩

　　 由于陈独秀的历史经历奇特、显赫、曲折、跌宕，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他的毁誉纷呈，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否定他的伟大历史功绩。正是他的卓越贡献，所以人们至今都没有忘记他，历史也永远的把他载入了史册。

　　 对此，陈独秀传记的一位作者指出：“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到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可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那么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1]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见识的新观点。

　　 从陈独秀的历史业绩来看，主要体现在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作用以及建党上的地位和在大革命之前的领导工作上。

　　 他所创办的《新青年》影响了几代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鼓舞了永远的后来者。陈独秀曾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民主和科学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动力”，“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他正是高举着这两面大旗，领导了历史和时代的潮流，启蒙了一代热血青年。这本杂志被当时的青年誉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可见《新青年》杂志及陈独秀在青年中影响之深，连毛泽东也称其为“自己的楷模”[3]

　　 郭沫若也说:“对于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4]

　　 作为一位“开天辟地”的新文化运动的最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伟人，被誉为“学界重镇”[5]，可以说5000年以来前无古人，毛泽东也赞他为“思想界的明星”[6]。他的许多著作中的精华，更是祖国文化精神的珍贵遗产和宝藏。

　　 五四运动在他的影响和培育下，为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和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件大事。他和李大钊一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还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披荆斩棘。毛泽东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7]这个评价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毛泽东还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我一生的关键时刻给了我最重要的影响”，“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8]

　　 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也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确实,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仅点燃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功绩将永留史册。

　　 二、主要错误

　　 1、大革命中的错误

　　 陈独秀先生从叱咤风云、光耀辉煌，再到罢黝离党、曲折跌宕，其一生命运的突然转折就起因于大革命失败。

　　 过去在共产国际的支配下，一直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是时至今日，历史已翻过了好多页，我们也应当拨开历史迷雾，冷静客观的来审视当时的历史和陈独秀的命运。

　　 大革命时期党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共产国际右中有左，左中有右，操纵一切。第五届党代会之后，临时中央已把陈独秀排除在外。对此，陈独秀说过“叫我如何领导?”并曾提出辞职。随后在共产国际罗明纳兹的操纵下，“八七”会议又对他缺席批判，加以罢默。陈独秀毫不讳言，他作为总书记，也受国际组织纪律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有“左”也有右的错误，愿承担责任；但在共产国际支配下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他至死一直不服，并为此两次拒绝到莫斯科。

　　 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了”，“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是要负责任的”。[9]陈独秀在承认和承担错误的同时，还把犯错误的原因总结为，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10]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苏联在遥控，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虽然持不同意见，并在事实上有过抵触，但为了大局也只能是服从而保留自己的意见。“1926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完全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维经斯基、布勃诺夫、鲍罗廷等错误造成的，他们对这三次‘妥协退让’乃至其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如果说陈独秀在这三次‘妥协退让’中也有责任的话，那也只负次要的责任。”[11]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定论”，是“源于共产国际的需要和指示”，是“斯大林操纵下的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操纵下的中共为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而定下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历史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记下了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结果”。[12]

　　 毛泽东也表示：“大革命中，我们党犯过右倾错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党又犯过三次‘左’倾和抗战初期一次右倾错误，都是来自第三国际。”[13]

　　 现在，随着俄罗斯档案新材料的开放和利用，史学界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责任进行深入探讨后得出的结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陈独秀只不过是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只能承担执行错误路线的次要责任。对此，有人统计过，1923—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会议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地遥控指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如与国民党合作、对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的处理等，都得听命于莫斯科。等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出于本国利益考虑，把一切责任推向陈独秀，把一切错误也推给陈独秀。

　　 既然如此,则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因陈独秀长期受到批判而延续下来的关于“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认识，随着今天对陈独秀功过是非的正确评价，也应该矫正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不能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归于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的领袖，即便要负部分历史责任，也只能是相应的执行错误决策中的连带责任。

　　 2、加入托派（托洛茨基主义派的简称）的错误

　　 这是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陈独秀犯错误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他参加“托派”，与党发生分歧，干扰了党的革命斗争，并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14]即使后来他被捕关在国民党监狱里,也没有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面前屈服过。

　　 事实上陈独秀本人也是反对分裂和破坏党的，当他看到托派的主张不利于抗战，与自己的抗战救国的愿望相悖时，竟对托派给以严厉批评，出狱后断然拒绝了与托派的联系，并申明与其“各奔前程”。[15]

　　 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他并不是“反革命”、“汉奸”、“叛徒”。过去强加给他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已经被党的文件和历史资料一一否定了。

　　 三、简要评价

　　 历史已经过去，当再次回顾先烈走过的路时，我们确实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进行理性的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我们无需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那个时代的人。毕竟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既是中国革命极其复杂的时期，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而他作为党幼年时期的领袖，自然就注定了他免不了要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代领袖当作神，更没有必要从反面神化他，我们应该把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去看待，不夸大、不贬低，还他一个真正的面貌。这样才能更客观更公正地评价陈独秀这位重要党史人物

　　 就其贡献而言，五四运动前后至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倡导了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作为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引导时代前进的。不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还是传播马列主义，乃至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仅从这一点来说，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驱，伟大的启蒙运动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乃至20世纪的精神领袖等光环和荣耀形容都不为过。郭德宏也在《略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中说他有七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一个杰出表率。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共产国际、党以及自身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和全党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存在不足的一面。作为那个复杂历史时期的领袖人物，他没能超越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对中国的国情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共产国际的控制下，不善于玩政治的陈独秀就难免会发生某些失误。

　　 但是，人们却一直习惯于一笔抹杀陈独秀前期的巨大历史功绩，而无限夸大他后期的重大错误，把陈独秀粉作是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甚至托洛茨基主义代名词。很明显，这违背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及开除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而廖盖隆的结论是：“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任建树先生也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陈独秀的功绩是伟大的，而他所犯的错误与之相比是微小的，历史终究会发展到给陈独秀树铜像予以纪念。”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为国家民族奔波奋斗的一生，是大公无私的一生，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还必须指出，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有一些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和错误。但是，陈独秀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用他早期的功劳去掩饰其后期的错误，也不要以他后期的错误去否定其早期的功劳。对于陈独秀早期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地肯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因此，我们可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立场来评价陈独秀，虽然犯有错误，但相比其功劳，错误是次要的，功劳是第一的。我们应当宣传他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高举陈独秀最先举起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三面旗帜前进，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为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个客观真实的陈独秀一定会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篇六】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民主和科学成为“五四”的旗帜,反映了“五四”启蒙思潮的精神实质.“五四”民主思想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总结,它深化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
　　陈独秀要求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而且要在内容上进行一些改革,推翻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他反对颂古非今何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反对尊孔复辟,同时注意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封建行径,但是他注意把孔子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历代封建王朝利用孔子为偶像来巩固其统治这两者加以区别.李大钊揭开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

【篇七】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陈独秀。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称号，陈独秀当之无愧：
　　其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起，就高举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走社会主义救国之道四面旗帜，号召以民主与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前后七年。其时，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而陈独秀所高举的四面旗帜，正是联合团结、启迪教育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曾告诉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917年，周恩来到日本后，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全份。读后颇受启发。他在日记中记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又记：“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以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日记中又记：“我觉得我这次领悟，将以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潮，求新学问，做新事情。”看过《新青年》，周恩来还用这句诗来表达他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恽代英当年写信给《新青年》杂志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有了《新青年》渐渐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曙光一样。”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受到运动影响振奋起来的人，无例外地都受到了《新青年》的启迪和鼓舞，先进的知识分子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樊篱，开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观点来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陈独秀的功绩，就是把这一新的思潮，直接引导到推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
　　其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中冲锋在前的勇士。他认为“五四”运动和以往的爱国运动均不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并把斗争矛头指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统治中国的北洋政府。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直接参加到运动的第一线，组织带领青年学生与军阀们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关心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他气愤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他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从5月4日至6月上旬，用全部版面报道“五四”运动发展情况，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专号，提出“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口号，介绍青岛问题历史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报道北京学生被捕经过及遭受迫害的情况。一个月内陈独秀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他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应出来反对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陈独秀是言行一致的人，“不能袖手旁观”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他除了参加策划学生的一些集会外，6月9日，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胡适译成英文，10日连夜印好有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11日下午亲自到北京闹区“新世界”楼上散发。因此，被捕入狱，关押了98天。陈独秀被捕，舆论大震，国内外大的报纸和通讯社纷纷报道。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来营救陈独秀。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在上海约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时，质问许，你们逮捕了陈独秀，“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李大钊不分日夜到处奔波，为营救陈独秀竭尽全力。陈独秀出狱时，李大钊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三首诗，其中写道：“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独秀坐牢的日子里，全国学界、教育界、政界、军界、工商界营救的洪流汇集成宣传陈独秀、宣传“五四”精神的波涛。真理战胜了暴政，爱国主义战胜了卖国主义。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其三、陈独秀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悟，特别表现在一批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寻找探索中国之出路。各种流派和学说兴起。中国社会的前进，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学苏俄“十月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争论焦点。改良主义和冒牌的“社会主义”力争把中国引向邪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坚决站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向社会宣战。第一个回合就是对胡适篡改《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办刊宗旨的论战。胡适在陈独秀被捕期间接办《每周评论》，他在第二十六、二十七号中把《杜威讲演录》编辑成专号，散布实验主义，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中发表“实验主义”的文章，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带头反对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反对中国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出狱后甚为不满。10月5日，《新青年》改组，陈独秀收回了编辑权，改轮流编辑为仲甫一人编辑。接着第二个回合，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论调。陈独秀把这次论战的双方文章集中起来刊于《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并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陈独秀在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后，在上海立即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深入社会，深入工厂做社会调查。他深感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他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先后于1920年由《新青年》出版，寄送全国各地。从此，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展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其四、陈独秀把“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骨干带进了中国共产党。经过“五四”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成立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南陈北李”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永垂青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完成的。“五四”运动期间，列宁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革命形势。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1920年4月，列宁派俄共(布)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到中国来。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在中国建党，从社会影响、个人名望首推陈独秀。维经斯基到上海后，经与陈独秀交谈，又召开了座谈会，认为在上海创建中国的革命政党时机已经成熟。1920年5月，陈独秀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成立一个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了名称问题，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李回信说，按共产国际的意思，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推陈独秀任书记，接着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陈独秀又将上海建党情况告诉李大钊，要他负责北方京、津、唐山、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工作。上海则负责苏、皖、浙等省。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终于在上海召开。中国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篇章。毛泽东、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篇八】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族谱名陈庆同。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所用的笔名。
　　陈独秀在世的半个多世纪，正是国内外风云翻滚的大动荡年代，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对古老中国的残酷压迫和掠夺，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了陈独秀等青年爱国人士的思想。这场战争给中国人当头一棒，使得国人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自1901年，陈独秀相继五次赴日留学，目的是想用外国先进文化改良中国封建文化，唤醒民族自觉。留学经历使陈独秀大开眼界，他割发代首以表与清朝统治的决裂气势，并企图让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思想转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追求正义与进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致力于思想启蒙，他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为唤醒每一个中国人而摇旗呐喊。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积极在工人和学生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一、领导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以创办《新青年》为标志，陈独秀以新的姿态成长为一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二是全面引领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三是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先进分子，进而发展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
　　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是极具叛逆性格的知识分子。他倾注全部心血的《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热潮，且久久不能散去，直至1926年7月终刊。他以《新青年》杂志为载体，以青年群体为对象，以法兰西为标杆，以民主、科学为利器，以伦理、文学、教育、社会等革命为内容，以思想启蒙为任务，立足当下，谋划长远，从而形成了《新青年》独特的办刊理念。陈独秀以《新青年》以及后来与李大钊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为载体，引领新文化运动向激进、希望、改革发展。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意欲用“尊孔复古”复辟封建帝制，立即引起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纷纷撰文批判封建纲常伦理是奴役人民的工具，指责袁世凯独断专权、倒行逆施的罪行，批判封建迷信思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毒药。陈独秀大刀阔斧对落后腐朽思想内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震惊了国人的思想。陈独秀这种坚决而彻底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影响了许许多多有志之士投入到反封建的斗争中，使长期禁锢国人思想的封建统治遭到重创，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道路。
　　新文化运动对作为新价值观的“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和对作为旧价值观的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批判，为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界的凸显与确立创造了思想环境。除此之外，陈独秀也对文化表现形式展开了变革，从1918年1月开始，《新青年》的文章改用白话文，采用近代化的标点符号。《新青年》的文章内容新颖丰富，作者队伍年轻雄厚，《新青年》成为全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杂志。
　　陈独秀从以往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过去革命的失败首先在于没有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而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空前的造就人、培养人的运动。当时，聚集在陈独秀和《新青年》周围的是一大批先进青年，他们对革命充满希望与斗志，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心照不宣地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抓住现实政治的要害，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及时报道时事政治，鞭辟入里地对旧文学进行无情的鞭挞，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坚决、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二、亲自参与和领导五四运动，成为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以各种方式发动并参与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推动五四运动走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同许多的爱国青年一样，陈独秀从巴黎和会的结果逐渐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使他从以前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中醒悟过来，认识到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在巴黎和会的结果传入中国之后，陈独秀便在《每周评论》上写了号召人民“直接解决”的评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利益，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即巴黎和会及国内正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的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起來直接解决不可。”这样，不仅让人们对巴黎和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且动员人民直接起来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腐败的对日外交的政府。陈独秀一针见血的指出，曹、陆、章这些腐败官员只是被帝国主义和当权者利用的机器，最根本的是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出卖本国利益换取自己私利，从而放纵帝国主义胡作非为。在整个运动中，陈独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巴黎外交失败这一现象想到了我们中国的存亡问题，并呼吁人们起来直接进行民族自卫。巴黎和会不仅引发了五四运动，而且也刺激了中国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由此而激起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凸显确立。
　　6月8日，陈独秀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和监狱》一文，号召青年学生在与帝国主义、反动政府的斗争中要有不怕流血、不怕杀头的无惧无畏的坦荡胸襟。陈独秀在推崇科学与文明、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斗争中，身先士卒，鼓舞着学生们的斗志。6月10日，陈独秀亲自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声称“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鼓动人民站起来，是陈独秀为五四运动制定的行动宣言。
　　从5月4日至6月上旬，陈独秀利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这两个主阵地，密集撰写文章，言语激烈，支持学生的抗议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的实质意义，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仅在《每周评论》上刊载的各类文章和短评就超过40篇。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形态和气象，进入新阶段。可以说，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总司令”。
　　三、巩固和发展五四运动成果，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陈独秀等一批有着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创办干部学校，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加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力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武装是队伍建设的前提。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各种学派竞相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基于对社会主义不同的认识，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大论战。首先进行的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解决中国社会现状的根本办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方法来改变社会经济基础，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旧制度;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让步主义，是不彻底非根本的谬误。其次展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假社会主义者的大论战。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改良主义，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而且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世界已进入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非依社会主义的方式和组织生产、发展产业不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大论战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坚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陈独秀认为坚持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建立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正确的。这就使得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书斋里的学问，不再只是一种仅能解释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的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起就是一个有思想、有理论、有哲学基础、有奋斗理想的革命党，这与旧式起义的农民、近代的资产阶级政党明确地划清了界线。
　　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干部基础。1920年春，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结合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中国革命的现状，讨論了成立中国革命政党的各种问题。 5月，陈独秀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着研究会的规模不断扩大，8月，经过层层努力，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经过陈独秀与李大钊南北相互配合，以及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陆续建立，陈独秀还组织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展建党活动，并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有统一的行动纲领，陈独秀便把《新青年》改成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又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吸收党员的标准，同时作为党员的学习指导文件，教育党员、统一党内思想。广大知识分子坚定了目标，成为了党的干部和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
　　陈独秀亲自到工人群众中去介绍马克思主义，指出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积极呼吁工人群众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陈独秀为了深入工人阶级群体中，便从北京来到当时中国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到工厂、到码头、到各种劳动团体中去了解工人的生活现状，调查工人罢工情况以及工会组织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的培养和教育，在陈独秀的带领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建了《伙友》、《劳动界》等期刊，陈独秀发表了不少见解，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通过社会革命创造“工人的中国”等基本观点。用通俗易懂的理论和生动的故事启发引导工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陈独秀的努力下，觉悟的工人阶级在1920年11月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及印刷工会等组织，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会组织，自此中国具有了扎扎实实的阶级基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