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思考(通用3篇)

十四五一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思考的文章3篇 , 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第一篇: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要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在推动“十四五”银行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银行业在“十四五”时期将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因此，要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在推动“十四五”银行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

　　突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第一，落实落细金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金融主管部门要强化顶层设计，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统筹，明确区域金融改革主体责任，在细化、实化基础上提高差别化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区域金融体系构建、特色金融产业发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政策措施落地起效。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考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海南自贸港、黄河经济带等事关长远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区域板块的特色和发展定位，研究制定更“接地气”的金融支持整体方案，提供更多针对性、差异化、可落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第二，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小微、民营经济支持力度，推动普惠金融提质增效。继续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实现金融支持农村实现脱贫攻坚到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衔接。拓宽抵质押品范围，结合农业生产周期和季节规律，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农业农村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统筹运用差别化信贷导向、宏观审慎评估参数微调、监管评价与绩效考核监管、税收支持等政策工具，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增加对小微、民营企业信贷支持。鼓励以单列信贷计划、实施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等方式保障对小微、民营企业必要的资源投入，在先行推动缓解融资难的基础上，坚持风险定价和商业可持续，循序渐进缓解融资贵；修订《商业银行法》，取消银行发放贷款应当提供担保的规定，推动“信易贷”平台升级改造，支持银行业稳步、合理提高信用贷款比重。

　　发展绿色金融，支撑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如期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我国在“十四五”继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要取得新进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以此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回首“十三五”，我国绿色金融虽有较快发展，但多数银行业机构尚未将其提升至本行发展战略层面，公司治理框架很少包含绿色金融配套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十四五”时期要完善绿色金融支持政策体系，探讨适度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鼓励银行以多种方式提升绿色金融服务专业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进一步完善绿色投融资体系基础上，建立健全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三大核心价值因素纳入银行经营管理体系，细化ESG产品体系，延伸ESG风险管理内涵，融合ESG高质量发展理念，从授信全流程管理、产品研发创设、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推进ESG银行体系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全面提质增效。

　　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中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当前，数字经济在为银行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带来新的理念变革、模式创新、流程再造、组织重塑的同时，也在支付脱媒、资金脱媒、数据和系统安全等领域带来诸多严峻挑战。银行业要深刻体会金融和科技深入融合的发展趋势，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系统工程。一是明晰数字化转型战略。坚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基因”确定具体的数字化转型步伐、节奏、目标和重点，推进产品、营销、渠道、运营、风控和决策等全面数字化转型和线上线下一体化深度融合，实现数字化自我赋能。二是建立高适配性柔性组织架构。通过打破行内部门藩篱支撑高速迭代和快速决策，形成实时响应市场的轻型化、敏捷性组织。三是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加速开放生态平台化发展。以市场需求为驱动，平台为载体，形成与客户直联互动的双向机制，依据金融服务频次构建开放型获客、活客体系，借助金融科技手段搭建多功能综合服务平台嵌入银行应用，方便客户在一站式平台获得全方位服务，实现用户个性化金融需求与金融产品服务实时匹配对接。四是打造协同整合生态圈，构建未来竞争“护城河”。以利益共享机制和中后台整合推进银行内部产品、风控、客户体系协同。与拥有技术和流量等资源优势的外部机构构建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打造协同生态朋友圈。五是严守风险底线，把握好效率与风险的动态平衡。数字化使金融机构关联度提高，风险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系统复杂性更高，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要始终以到位有效的风险防范为前提。

　　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健全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

　　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是银行业长期稳健运行的基石。“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推动构建符合银行业金融机构特点的权责对等、激励相容、风控严格的公司治理体系。一是以中小法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重点，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切实发挥好党的领导“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政治优势。二是全面加强股权管理。本着资质优良、公开透明原则，实现股权结构动态优化；细化股东资质审查，落实对股东和实控人的穿透管理；持续规范股东行为，依法依规治理股权代持、隐形股东、非法获取银行股权、违规关联交易等乱象，坚持依法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防止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操纵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三是加强“三会一层”建设，提升关键治理主体履职质效。更好发挥股东(大）会权力机构作用，提升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以优化“两会一层”履职评价为抓手进一步做实监事会，明确高管层履职边界。四是以强化信息披露为抓手，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债权人、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五是优化绩效考核与薪酬机制。建议修改《金融机构绩效考核办法》和《商业银行绩效考评监管指引》，完善风险与收益平衡兼顾的考核指标体系，细化小微、三农、绿色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专项激励机制。进一步优化高管人员薪酬结构，建立市场化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坚持绩效激励与风险损失挂钩原则，落实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管理制度，强化薪酬费用管理。借鉴科技企业做法，稳步推进员工持股试点。

　　完善监管体制，健全市场化风险防范处置机制

　　“十四五”时期，我国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但新冠肺炎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将会持续，一些长期累积的风险矛盾会继续显现，并可能与新的金融风险点交织。要与时俱进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金融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全覆盖、无遗漏”，在此进程中不断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一是在国务院金融委领导下，加强监管协调配合，出台《地方金融监管条例》，依法依规理顺央地监管职责分工，推动构建跨省区市区域监管协作机制。二是加快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推动修订《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法》和《存款保险条例》，制定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规则，消除监管空白，补齐制度短板。三是强化功能监管。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提供相同或类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防止监管套利等逃避监管行为。四是加强行为监管。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五是运用监管沙盒等柔性监管方式，使金融科技创新有章可循。加快监管科技发展，保持与金融科技创新距离适度，避免出现技术代差。

　　全面总结“十三五”金融风险处置化解的经验教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精准有效防范化解银行业各类风险。一是加强风险早期识别和干预。按照定量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原则，明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判定标准。细化不同风险等级的早期干预措施，对风险迅速恶化、接近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迅速果断采取处置措施。二是完善市场化、法治化风险处置机制。首先建立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法规，实现市场主体有序退出，为银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处置“过剩产能”奠定基础。其次在厘清责任内涵、明确分担和追责机制的基础上，压实金融机构自救主体责任、地方政府风险处置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落实金融监管问责制。再次明确对高风险银行业机构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衔接机制，推动有序退出。最后更好发挥存款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授权使用不良资产处置、注资重组、同业并购、处置基金、过桥银行、引入战投及市场退出等多种方式，健全市场化风险处置和救助机制。

第二篇: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也正在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国际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安全、地缘政治等格局都在深刻调整，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面对经济发展新格局、新形势，商业银行应切实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第一要务，降本增效，加强风控，持续推进战略转型，走资本节约型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提升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近年来，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强了普惠、民营、制造业、涉农、扶贫等与就业、民生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并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延期还本付息、合理减费等一系列“实招”对实体经济让利，2020年将为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2021年，商业银行应继续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第一要务，在双循环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全面落实国家各项政策要求，重点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

　　（一）重点支持“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强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其中“两新一重”建设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是国家的战略投资方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数字化发展，为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改善和满足民生需求；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对稳定投资、拉动就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应切实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客户群体的资金支持，抓住项目链和资金链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资产投放，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二）强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滴灌。普惠金融、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涉农、扶贫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银行要积极促进业务发展，实现精准滴灌。普惠金融，特别是民营经济融资对于保市场主体，促进就业，减困脱贫，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承载了重大的社会责任和民生关怀，存在所谓“56789”效应。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国内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制造业是打造与内需相适配的国内供给体系的实施主体，是我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完备和安全，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关键载体。战略新兴产业代表我国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特别是技术水平日趋成熟、已经大规模应用的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不断推进，绿色信贷的重要性持续提升，绿色信贷的理念要贯穿银行经营管理各环节始终。涉农、扶贫领域的信贷投放是支持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三农”领域补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关键举措。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做好对上述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不但要配置充足的信贷资源，更要差异化地创新出适合于行业特点的信贷审批标准和定价模式，利用大数据为客户精准画像，并积极引入保险、担保等外部机构分担风险，创新出更高效便捷、风险可控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商业银行还应运用科学的绩效考核、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信贷资源配置等政策指挥棒，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

　　（三）助推国家区域战略布局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对于推动我国构建双循环格局，解决中长期发展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特别是近年来颁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赋予了重点区域经济全新的发展机遇，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市场、新业务、新环境。商业银行应紧紧围绕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在资源配置、预算考核、经营管理、人才科技等方面科学规划分梯次的区域金融资源布局，精准发力，以点带面，在有效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四）积极助力居民消费和理财。“十四五”期间，我国在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将继续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提升，投资理财需求也将更趋旺盛。根据有关机构的预测，2021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支出、购房支出等，新增可投资资金约20万亿元，上述财富资金将主要流入银行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信托、权益类资产等财富管理产品。商业银行要强化零售银行业务布局，从财富管理和消费信贷两端分别对接居民的“一收一支”，以资管新规落地、理财子公司成立为契机，在收入端助力居民做好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帮助客户管好“钱袋子”；在支出端，以各类消费信贷助力居民消费升级，依托消费场景，强化数字风控，树立理性消费理念，助推居民改善生活水平。

　　筑牢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近年来，银行经营环境日趋复杂严峻，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对银行业提升资产质量，防范系统性风险提出了新的挑战。银行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有效统筹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坚持实现过滤掉风险的真实效益，突出做好三方面的风险管控。

　　（一）继续强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商业银行要持续强化信贷审批、流程管理、分级授权、责任认定、政策传导等风险管理体系，确保银行风险管理经得起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商业银行应继续提升审批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打造以授信政策为核心的风险管理工具箱并动态调整；落实和完善各类尽职免责制度。要强化对风险管理人员的管理，加大专业培训力度，提升专业能力，加强日常考核，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坐实监督制衡，夯实各级机构和人员的风险管理职责。要优化风险管理系统功能，推进智能风控与人工经验相结合，强化评级管理，提升数据质量，加大大数据应用。同时，商业银行还应强化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和国别风险等方面的识别和监测，做好压力测试和限额管理。

　　（二）有效提升风险抵御能力。面对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复杂形势，商业银行更应体现出责任担当，积极通过多真实暴露、多核销处置、多计提拨备等方式防范风险。首先，商业银行应积极落实国家监管政策，抓实做细资产分类，真实反映风险底数。其次，商业银行应综合使用多种手段，在强化清收、重组、抵债的基础上，加快核销和批转，做到能核尽核、应处置尽处置。再次，商业银行应未雨绸缪，切实加大拨备计提力度，平衡好拨备计提与利润增长的关系，提升自身抗周期波动的能力。

　　（三）积极防范灰犀牛风险和黑天鹅事件。2021年国际形势仍将呈现动荡变革的态势，发达经济体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财政金融刺激政策透支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导致全球热钱暗流涌动，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大债危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着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缩窄，全球流动性释放大概率边际放缓，国际股市、汇市、大宗商品、债市均可能步入高波动低收益状态。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许多地区反复，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蔓延进一步加剧不确定性。商业银行要强化对全球“债务危机”等“灰犀牛”风险的预判研究，做好应对准备，要坚持“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三性平衡，特别要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做好资本规划，多渠道补充资本，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商业银行也要将个别企业、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陷入困境而触发的“黑天鹅”事件纳入风控模型，提前做好各项压力测试，做好应对极端风险情况的各种准备。

　　加强成本控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2021年，随着国内经济的进一步恢复，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并保持流动性适度宽松。但商业银行负债成本的刚性又成为继续降低融资成本的掣肘。从外部环境看，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和靠档计息的存款创新类产品监管逐步规范，互联网金融公司纳入监管体系，以及资管净值化转型均为商业银行负债增长创造了条件。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强负债，特别是存款的成本管控。

　　（一）提升低成本结算性资金的获取能力。商业银行做好存款成本控制的关键在于夯实客户基础，增加低成本结算资金的沉淀。存款成本控制要切实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围绕客户的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通过场景化、数字化、线上化、体验化的方式，丰富和完善客户结构。例如，交易银行可重点创新个性化、定制化的专属产品和服务，做深做宽客群，重点延伸核心客户上下游企业，依托真实交易场景，接入客户真实的支付结算需求，加大高黏性、低成本、广客源的结算性存款沉淀；再比如，零售银行应重点依托代发、信用卡客户、资管客户和个人贷款客户的经营转化，以场景获客为渠道，强化长尾客户的获取和经营，在海量客户基础上获取足额的结算性存款。

　　（二）要提高市场化资金的择时和摆布能力。当前，以同业存单、金融债为代表的市场化负债是商业银行负债的有益补充和重要来源。市场化负债的价格与货币市场资金和债券利率走势密切相关，一方面受货币政策以及缴准、缴税、财政存款投放、节假日取现等季节性因素扰动；另一方面，市场化负债行为往往具有同步性和顺周期性，机构行为的一致性可能会进一步放大价格波动。商业银行要提前对利率拐点做出预判，实施量价平衡摆布策略，在有效满足流动性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负债成本。

　　加快推动商业银行战略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积极推进包括轻型化、数字化和综合化等在内的“三化转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继续深化轻型化转型。我国业已形成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监管体系，资本是银行风险承担的底线和“防波堤”，成为银行日常经营管理中的硬约束，具有日益明显的稀缺性。资本作为股东的长期投资，其回报水平反映了银行的经营能力，受到股东的高度关注。股东往往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银行的资本补充施加影响。银行要分别从总分行端，强化“九大能力”建设，不断深化轻资本转型。

　　总行端重点突出“四个打造”：1.打造强大的资管能力，既提升利润贡献，又强化客户服务能力。未来居民财富积累，资管业务市场发展空间巨大；2.打造轻资本创收为主的信用卡业务能力。要依托消费升级，积极拓展信用卡轻资本收入来源；3.打造“投资+交易”能力。实现金融市场业务由赚利差向赚价差转变；4.打造高资本消耗业务的转移能力。要妥善推进市场化债转股、股权投资、抵债资产等高资本占用业务的规划和部署。

　　分行端全面实现“五个培育”：1.培育具有强大服务中介功能的新投行能力。要抢抓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机遇，真正实现由“信用中介”向“服务中介”转变；2.培育强大的客户销售与托管能力。加大产品代销力度，实现稳定的托管轻资本中收；3.培育具有强大数字化支撑的交易银行能力。商业银行要做大做强支付结算，做轻做快交易融资，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业务发展的引领支撑；4.培育具有有效支撑流量经营模式的资产流转能力。重点实现资本与资产的同步出表；5.培育资产质量及问题资产的经营能力。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商业银行要全力以赴控制不良，降低对资本的消耗。

　　(二）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新冠肺炎疫情在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倒逼经济社会加快数字化转型。抗疫期间形成的非接触式交易和工作模式，对金融服务加快移动化、数据化、场景化、智能化、生态化、体验极致化发展，提出了清晰而明确的要求。商业银行应以科技赋能业务，将更多的科技元素融入业务全链条，加速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力度。比如，通过设立金融科技专项基金，建立IT创新实验室等方式，促进新技术的应用研发和孵化；扩展金融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金融科技领军人物；建立完备的数字化转型物理设施和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打造数据网络平台，提升数据资产的使用效率；推进数字化运营，实现业务对象、业务规则和业务过程的数字化、服务化，实现关键信息、流程、资源的全可视、实时感知预警、透明化调度和职能化决策指挥；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加大业务的数字化经营。公司银行业务要依托数字化工具和手段，深化客户的分类分层经营体系，提供实时有效的“线上+线下”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通过提升线上化、智能化水平，促进对公业务生态化、场景化、一体化运营，切实提升客户体验；零售银行业务要坚持以“价值创造”为战略导向，以场景化为依托，实现批量获客、客户360度精准画像、线上化经营和长尾客户维护能力的提升；金融市场业务要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提升量化和数字化交易支持能力；风险控制方面，要借助金融科技打造职能风控体系，提升风险定价准确性，提高对伪冒欺诈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操作合规风险的监测和识别能力。

　　（三）加大综合化经营力度。综合化经营和业务协同发展是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依法合规推动银行集团内金融机构协同发展，有利于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有利于满足实体经济在转型发展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有利于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当前，部门国内主流商业银行成立了包括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理财子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子公司，设立了海外投资平台。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面临更多挑战。资本充足率较高、公司治理完善、经营管理数字化运营水平高、资产质量优良的商业银行将可通过并购等方式，进一步深化综合化经营能力，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增强精益化资本管理能力

　　（一）强化核心一级资本补充能力。目前，大部分国内大中型商业银行面临市净率低于1，市场估值水平偏低的情况，因此，实施公开增发、非公开发行引进战投等手段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难度较大，必须寻求创新方式进行补充。比如，支持持有银行可转债的国有股东提前转股、高管层持股、探索“配股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下的配股模式等。同时，也可按照监管导向，合理平衡利润留存比例，逐步缓解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提升银行价值和抵御资本市场冲击的能力。

　　（二）强化多渠道补充其他资本的能力。截至2020年10月，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发行永续债4925亿元、二级资本债5589亿元，通过发行资本工具债券，有效补充其他资本。在监管积极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的环境下，商业银行应继续通过市场化方式发行资本类补充债券，如永续债、优先股和二级资本工具债等。

　　（三）强化内部资本精益化管理能力。在内部资本管理方面，商业银行要提升资本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强化资本的稀缺性、有偿性和可管理性理念，将科学的资本管理融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银行资本管理要强化信息科技支撑，提升资本穿透计量的能力，落实“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按照业务实质准确计量风险资产，强化对风险资产占用的监测追踪，减少超期风险资产的占用。

　　（四）强化主动规划和腾挪表内资本的能力。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借助轻资本化转型和成立理财子公司的契机，持续打造资管业务的经营能力，兼顾利润价值贡献，为母行客户经营提供强大支撑，满足客户的综合融资需求，减少对表内资源的占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坚持流量经营，通过常态化的资产流转机制，实现表内资本、资金资源的有效腾挪，有效提升资本约束下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第三篇: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

随着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越来越多国家积极响应和参与进来，只有进一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才能更有助于将我国的发展理念、人才、资金、技术、标准等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工程承包行业的竞争与合作，从整体上提升对外承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以市场为中心，寻求高质量发展的立足点

首先，企业要树立支柱市场的概念，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数量众多，从行业整体统计数据来看，亚洲、非洲市场的营业额占到总体的80%左右，每家企业往往在亚洲、非洲等多个国别市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点多面广，资源分散，企业需要在此基础上采取市场聚焦战略，结合自身优势、国别市场特点，锁定重点发展的目标市场，深耕细作，培养成为企业海外发展的支柱市场、“现金牛”市场，以此来辐射和反哺其他国别市场的经营开发。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企业只有找准目标支柱市场，属地扎根，立足当地市场发展，才能实现发展规模和内在质量的共同提升。

其次，企业要树立竞争高端市场的目标，高端市场既包括发达国家市场，也包括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比如金砖国家市场。高端市场往往具有进入门槛高、技术标准和环保要求严格、更加重视国际规则和社会责任等，适应高端市场环境的过程，也是企业自身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三、发挥投资引领转型作用，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目前，投资在引领对外承包工程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重视吸引私人资本、外国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PPP、BOT等方式成为在当地经营开发的主要模式，项目的投建营一体化也逐渐成为重要趋势；相当数量的公共工程项目、重大项目对承包商的投资和融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成为项目能否成功运作实施的关键。

从长期来看，以投资牵引带动传统工程承包业务，是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实现产业链向前后端延伸，促进由传统承包商向投资商、运营商、服务商转变，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同时，通过境外股权投资的方式，针对高端市场的本土企业进行战略性并购，是进入高端市场、进行全球化布局、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有效路径。

四、推动工程技术标准国际化，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制高点

推动中国工程技术标准的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工程技术标准的制定是我国对外承包企业参与全球行业治理的重要方面，当前国际工程承包领域，工程设计、建设标准普遍采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标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从理念转变为行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使用中国标准，中国标准的使用主要依托国内企业境外EPC项目，采用中国标准的EPC项目占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比重已经由2015年的大约19%提升至2017年的39%。

在EPC模式成为对外承包工程主流的情况下，随着境外投资引领和带动作用的发挥，EPC+F、BOT、PPP等新模式将发挥更大作用，这将为中国标准的应用创造更多机遇，而中国标准的采用，将有助于国内设计咨询、工程装备等业务开拓国际市场和发展空间，促进和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站在全行业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推动中国标准在国际市场的应用。

五、完善相关支撑体系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性

随着我国对外承包业务规模、市场范围、境外资产及人员数量的不断扩大，以及企业从传统市场向新兴市场、高端市场发展，从传统设计施工承包模式向投资带动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随之而来。只有重视并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才能真正实现规模提升、运营高效、风险可控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关注度逐步增加，并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期望，国家相关部委对国内企业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也高度重视，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该牢固树立社会责任理念，健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提升社会责任管理绩效，围绕当地民生发展需求，落实低碳环保理念，争做“民生承包商”、“绿色承包商”，在高质量发展中体现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担当。

健全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增强科技创新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驱动作用，依托境外重大项目，积极开展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巩固和增强企业在核心领域、传统主业的技术优势，努力突破一批重大核心技术，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中高端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