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集合14篇

观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的文章14篇 , 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1

　　马林在1923年10月被调离中国。

　　1924年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鉴于意见不合，1924年4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1929年，马林在荷兰组建“革命社会党”。此后，以“革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参加荷兰国会。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作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3月6日，马林落入德国法西斯手中。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开庭审讯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4月11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感人至深的遗书：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

　　马林视死如归，壮烈走向刑场。一位幸存的难友普雷特尔后来在1945年11月6日写文章给荷兰《火炬》周刊，记述了马林和六位战友一起殉难的悲壮一幕：

　　那是1942年4月13日早晨6时，德国法西斯要下毒手了。

　　“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当时问，他们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你们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内夫利特又问，枪毙时他们是否可不戴遮眼布，这个要求被允许了。

　　“在临死前一个钟头，七个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多么豪壮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词啊!我曾出席过多次音乐会，可从来没听过这样感人肺腑的合唱……然后，他们被装进了一辆汽车。9时20分，第一声枪响了……

　　“马林这年不过五十三岁。”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着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曾对中国革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马林。

　　1986年5月21日中午，两位中国女中共党史专家飞抵荷兰。其中一位名叫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精熟英语；另一位名叫李玉贞，精熟俄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多年。这两位中国女专家在荷兰汉学家班国瑞先生的帮助下，埋头于阿姆斯特丹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查阅那里保存的马林档案。

　　马林在1942年去世，他的女儿、女婿把马林所有来往信件、文稿、遗物整理出来，加上荷兰警方原先监视马林所留下的记录――时光冲淡了隐秘。原本属于绝密的保险柜中的东西，如今可以大白于光天化日。这些文件收集在一起，也就形成了“马林档案”。

　　在查阅这些文件时，英文的文件由杨云若来查看，俄文的文件由李玉贞来查看，而德文的文件则请班国瑞协助翻译。在一大堆档案中，查到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她们甚至看到1921年12月发给马林的孙中山“大本营出入证”，见到了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还见到了马林与孙中山、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以及蒋介石的往返函件等。马林的女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也复印了赠给中国学者。

　　这些纸张发黄的马林档案，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就在这些珍贵的档案中，发现了关于尼科尔斯基的重要线索！

　　终于查明尼科尔斯基生平

　　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后，就返回苏俄，跟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多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之中，唯独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连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也众说纷纭。

　　多少年来，这个谜一直未能揭开。

　　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涉及尼科尔斯基的，总是寥寥数句，语焉不详，而且各有说辞。

　　包惠僧把尼科尔斯基当做“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此处的“李克诺斯基”，亦即尼科尔斯基。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提及一段李达告诉他的话：“他（引者注：指李达）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这就是说，尼科尔斯基（即尼科罗夫斯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是马林的“助手”。

　　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只提到一句：“另一个尼科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他不懂英语。马林讲话，是我替他做翻译的。”这么说来，尼科尔斯基是“搞职工运动的”。

　　至于周佛海，对尼科尔斯基毫无印象，以至在《往矣集》中把尼科尔斯基错记为维经斯基(即吴庭斯基)：“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

　　另外，包惠僧和张国焘的回忆录里，还写及尼科尔斯基不仅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而且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同时肩负着两项使命。

　　1958年8月14日，包惠僧回忆在中共一大之后的情况，说：“约在（1921年）8月初组织工作方面召集我们开会，张国焘传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的意见：要设立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专管机构，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拟定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纲要……”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则写及尼科尔斯基还参与了派遣一批中国代表出席1922年1月召开的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张国焘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回忆说：“当我向他（尼科尔斯基――引者注）说，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可以马上动身时，他就从自己的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某个商行的公文表格，表面看，这张纸很平常。让我看过后，他说：‘这张表就是您的身份证，上面被大头针压有印痕，这是暗号。’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如何秘密地把这张卡片交给所规定好的满洲里的一个理发馆的老板，这个人把我送过边境。”由于有了尼科尔斯基给的这个证件，张国焘才顺利抵达伊尔库茨克，然后从那里来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张国焘回忆说：尼科尔斯基是一位“言简意赅，相貌一般的人……我应该说，他是一位有才能，办事认真，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材料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尼科尔斯基的记载，也就是以上这点东鳞西爪。

　　然而，1986年，中国学者在荷兰马林档案中，忽然发现涉及尼科尔斯基的一些内容。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写道：

　　“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间，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这表明，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并非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科尔斯基直到1921年12月还在上海。

　　马林还写道：

　　“和尼科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这清楚表明，尼科尔斯基绝非马林的“助手”。他俩是由共产国际的不同部门派出的。虽然马林的职务比他高，但他“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从马林的手稿中得知，当时的情况恰好相反，由于尼科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直接派来的，马林反而是他的助手。

　　还有一段话，也颇重要：

　　“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令中说，党（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

　　这表明，尼科尔斯基所执行的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他确是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出并直接受那里领导的。

　　其实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们也在研究这个谜一样的人物。

　　苏联党史专家注意起尼科尔斯基，是因为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曾经于1985年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尼科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和照片。另外，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时，中共方面又一次向他转达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请求。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卡尔图诺娃博士受命破解尼科尔斯基之谜。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科尔斯基之谜。

　　1987年，一位名叫斯维廖夫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人员，前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他透露重要信息：苏联方面已经找到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档案。

　　1988年，当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来华访问时，李玉贞向她问及尼科尔斯基的情况，卡尔图诺娃证实确已找到不少关于尼科尔斯基的材料――是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档案中查到的。

　　果真，1989年第二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发表了卡尔图诺娃的论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世。这篇论文是极有价值的，只是标题不甚确切，因为尼科尔斯基在中国不是“被遗忘”，而是多年寻觅未得――也许在苏联，他由于蒙冤遭错杀而把他遗忘了。

　　1989年七、八期合刊《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李玉贞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科尔斯基》一文，依据卡尔图诺娃的论文，在中国首次介绍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世：

　　尼科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尔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部队服役，1921年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此时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赤塔。1938年被捕并受到诬陷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五年后(1943年)被错杀。后得到昭雪平反。

　　这么看来，尼科尔斯基倒是他的本名，并非化名。他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只有二十三岁，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是个当了两年兵的大学生，又不大会讲英语。正是因为这样，他言语不多，像是马林的“助手”一般，所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虽然如此，尼科尔斯基毕竟直接与伊尔库茨克保持联系，按照伊尔库茨克的指令行事，就这一点而言，这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至此，尼科尔斯基之谜，总算揭开。

　　不过，卡尔图诺娃博士并没有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因此，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只挂着中共一大十四位出席者的照片，唯独缺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随着苏联的解体，寻找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工作在俄罗斯中断了好多年……

　　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大团圆”

　　2007年6月29日，从上海传出令人兴奋的消息：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找到了！

　　原来，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要求面晤馆长倪兴祥先生。他给倪兴祥馆长带来了企盼多年的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布亚科夫教授是怎么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的呢？他告诉倪兴祥馆长，他是在2006年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见到中共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唯缺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决心填补这一空白。

　　布亚科夫教授在回到俄罗斯之后，向尼科尔斯基工作过的几个边疆地区的档案馆致函查询，均无收获。布亚科夫教授又向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问讯。两个月后，他欣喜地收到鄂木斯克州档案馆的回函，寄来一张光盘，内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科尔斯基的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贴有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履历表。这样，布亚科夫教授终于找到了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更准确地说，是找到了尼科尔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

　　鄂木斯克州档案馆还告诉布亚科夫教授，该馆还收藏有尼科尔斯基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在他的自传中还披露自己曾经去过上海工作。

　　当然，这张新发现的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略有遗憾，因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展出的中共一大出席者照片，大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即尽量是1921年前后的照片。

　　喜讯接连不断。2007年8月，从蒙古国打来电话，学者达西达瓦也找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在2001年，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注意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空缺。回国之后，他请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达西达瓦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达西达瓦到中国呼和浩特出席学术会议时，又听到中国同行说起这一个问题。

　　于是，达西达瓦在2006年的4月、9月、10月多次前往俄罗斯，在跟尼科尔斯基生平相关的几家档案馆、博物馆细细查找，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据此，达西达瓦写出尼科尔斯基的年谱：

　　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区。

　　1916年至1917年在第十六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等当列兵。

　　1920年4月转入红军。

　　1921年起为俄共（布）党员。

　　1921年在俄共远东区书记处工作。远东区书记处机构内设领导委员会，设中国处、朝鲜处、日本处等四个分支机构。尼科尔斯基在中国处工作。

　　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三个机构来到中国，来中国时使用的名字为尼科尔斯基。同年7月23日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

　　1922年到1925年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在满洲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25年，在远东边区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

　　1933年到1935年，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

　　1935年到1937年，为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以“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为尼克尔斯基平反昭雪。

　　达西达瓦所写的尼科尔斯基的年谱，可以说是关于尼科尔斯基生平最准确、最详尽的考证。其中特别是尼科尔斯基被枪决的日期，不是1943年，而是1938年。达西达瓦所考证的尼科尔斯基生卒，精确到日，即1889年2月10日出生，1938年9月21日去世。

　　另外，达西达瓦的朋友拉?博?库尔斯利用工作便利，在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里，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2007年9月12日，达西达瓦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向倪兴祥馆长赠送了两张珍贵的尼科尔斯基照片。倪兴祥馆长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张跟俄罗斯布亚科夫教授提供的尼科尔斯基照片一样，另一张则是新发现的，而这张照片是尼科尔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更为接近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1921年。于是，这张照片被放大，悬挂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就这样，经过中国、荷兰、俄罗斯、蒙古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破解了尼科尔斯基之谜；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终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实现了“大团圆”！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2

　　1921年，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他们在那个的年代，共同为世界第一大党的建成指引了最初的方向。然而一大会后，由于对党认识的不同，目标理想的各异，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的人生结局也不尽相同。今天我们就来探寻一下我党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轨迹，透过历史故事，感悟初心力量。
　　初心永志——坚守信仰，战斗一生成就宏图伟业。毛泽东和董必武是13名一大代表中最终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大的书记员，是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初期在党内几经沉浮，最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思想得到认可，从而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从此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董必武是对党忠诚一生的革命志士。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毛泽东和董必武从头走到尾，同时出席党的一大，又同时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并领导革命赢得了最后胜利。践行信仰需要长期奋斗，前进路上再多艰辛磨难，也要永志不移。正如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的，“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初心不改——献出生命，血战疆场永葆初心本色。为党牺牲的一大代表有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4人。陈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持枪杀敌在疆场浴血的革命战士，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王尽美是积劳成疾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一大后他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在1925年8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邓恩铭用热血演绎传奇一生。邓恩铭一大后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19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何叔衡默默无闻的革命志士。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35年2月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这4人虽然为革命事业英年早逝，但都永远刻在共和国历史的丰碑上，祖国和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初心仍在——身离心仪，历经曲折但仍向党为党。一大代表中，李达和李汉俊虽然留学日本，但最终都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参与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李汉俊还是当时国内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一大报告主要起草者。这俩人虽然后来与陈独秀、张国烹政见不和愤而脱党，后来李汉俊加入国民党，中间走过弯路，但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李汉俊对国民党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利用工作的“合法”身份掩护了董必武等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1927年被军阀逮捕并杀害。著名作家茅盾回忆起李汉俊时说：“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李达后来谈起自己脱党的这段经历，说这是他“平生所曾犯的最严重、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不过，1924年至1949年间，尽管李达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虽然脱离开了党，却绝不脱离马列主义，决不做违反党的事情。”，其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真正的人”，解放后经刘少奇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初心忘却——立场摇摆，迷途知返默默终老一生。这指的是包惠僧和刘仁静，他们因信仰的动摇走向人民对立面，后又迷途知返，再度寻找组织，但没能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痛苦与悔恨中终其一生。包惠僧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他胆寒了，后来自行脱离党组织，为生存加入了国民党，又遭国民政府遣散跑到澳门，因为处境艰难给毛泽东写信忏悔，解放后回到北京。刘仁静曾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1926年赴莫斯科学习，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回国后自命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随之被我党开除。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而向共产党开炮。解放后刘仁静向中央领导写信请求处理，最后38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养老。如果头脑不清醒、信仰不坚定，政治上就会缺定力，包惠僧和刘仁静有这样的结局也是情理之中。
　　初心背弃——叛党卖国，自绝人民永钉历史耻柱。张国烹、陈公博、周佛海就是这类人，这3名党的创始人被钉在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张国烹曾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长征途中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后来脱党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1948年底他见大势已去先后移居台湾、香港、美国，最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病逝。张国烹做了20年共产党、40年国民党，最后客死他乡，可悲可叹!陈公博、周佛海算是最坏的典型，后来都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陈公博脱党后投靠国民党，从此效忠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他政治上变化多端，是没有固定信仰的政治摇摆者。周佛海参加一大时就争地位，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跑到日本，回国后又一头扎向国民党，抗战时追随汪精卫降日，成为第三号大汉奸。周佛海压根就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家。严格地说，这三个人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加入共产党，只因一时追求新奇而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兴趣，为追名逐利最终变成党的敌人、民族败类。
　　一大13位代表的各自走向告诉我们，坚守信仰的韧度决定着人生命运的方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已离我们远去，他们的悲喜、荣辱与成败，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那就是应该怎样坚守信仰?是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不忘初心本色、挺起精神脊梁，还是像这些年贪腐堕落、银铛入狱的人民罪人，忘记入党初心、背弃铮铮誓言?答案己不言而喻。
　　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己经拥有了8900多万党员。如果说信仰曾经体现在“砸碎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创造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追赶全世界”的改革之时。那么新时代的我们，须把信仰写在全面小康之路、伟大复兴之路、改革强军之路上，纵然百水千山万重难，唯有初心本色终不改，在坚守信仰、践行信仰中丈量人生高度、绽放最美芳华!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3

名称	召开情况	重要内容	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1921年8月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	1、确立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 2、确立?党的纲领。 3、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选举产生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1、提出现阶段纲领和最高纲领。 2、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3、大会之后开始采取群众路线方法。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30余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报告。	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建立统一战线。	使中国共产党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1、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2、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 3、规定有三个党员即可成立一个支部。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	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1、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2、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1、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 2、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 3、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 4、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 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大会完全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宣告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并明确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	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 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	通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到会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着全国3500多万党员。	通过《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议案。	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600人（出席开幕式1545人），候补代表160人（出席开幕式145人），代表着全国3965万党员。	1、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 2、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3、按照新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它开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载入史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共1953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	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加快和深化改革，进一步确定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	它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党明确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	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48名，代表着全国5800多万党员。	大会审议和通过了江泽民所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五大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纲领，确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并对21世纪的发展作了展望。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的要求,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这些论断,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应到正式代表2114名、特邀代表40名（共2154名）（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2134人），代表了全党6600多万党员。	1、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2、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	1、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2、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3、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中央确定，党的十八大代表名额共2270名，由全国4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	1、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制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 3、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4、回答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立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2年11月14日胜利闭幕。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积极评价这次历史性盛会，认为十八大确定的各项重大方针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这次大会继往开来，影响深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7年10月18日上午9:0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1、习近平担任十九大报告起草组组长。 2、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 3、确认2280名代表资格有效。 4、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4

　　尼科尔斯基是个谜

　　上海的法租界贝勒路是一条并不热闹的马路。1921年7月23日正值周末，在朦胧的暮色之中，不时有人进入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石库门房子。

　　这幢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的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在此居住。李书城此时回了湖北老家，李公馆住着他的弟弟李汉俊。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另一位成员、中共一大代表。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支持。确实，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是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

　　于是，在那个历史性的夜晚，中共一大在李公馆楼下的餐厅隆重举行。在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十五位代表――其中十三位是中共一大代表，另两位是来自远方的国际代表。

　　中共一大由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来自湖南的毛泽东和从日本回来的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

　　在那个晚上，有三个人在大会上发言：开头是张国焘，报告大会的筹备经过，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订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接着，是来自荷兰的共产国际代表作长篇讲话，这位中年男子用洪钟般的声音讲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作简短的讲话，这位国际代表是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小伙子。

　　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必须由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出席，建立组织关系。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共产国际派出了两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来自荷兰的中年男子叫马林，他具有很高的声望，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是列宁直接派他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不过，马林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的身世并不为人所知。

　　至于那个来自苏俄远东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更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在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词典》中，关于他只有这么几句话：

　　〔尼柯尔斯基〕(ЛиконσскиЙ)又称李克诺斯基。俄国人。1921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上海，与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同时又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同年12月离华回国。

　　尼柯尔斯基，通常又译为尼科尔斯基。这一条目没有写及其生卒年月，没有道明他来华之前及来华之后的经历――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实在不知道。这一条目可以说是囊括了在1987年时所有关于尼科尔斯基的信息。

　　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未能揭开尼科尔斯基之谜？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以为，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尼科尔斯基”极可能是一个临时使用的化名，诚如马林有着一打以上的化名一样。倘若按照“乐文松”或者“安德烈森”之类化名去查找，也很难查明马林的身世。

　　不过，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科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冀有朝一日知道他的身世及他后来的下落。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觅着尼科尔斯基――因为在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五个人之中，唯有他成了未知数。

　　这个未知数，终于在不久前解开了……

　　然而，要说清楚尼科尔斯基的来历，必须从马林讲起。

　　他的到来惊动上海密探

　　1921年5月12日，在地中海之畔的塞得港，一艘名叫“英斯布鲁克”号的意大利轮船，进港后正在沿着苏伊士运河缓缓南行。船舷，一位年近四十的壮汉，熊腰虎背，身材高大，八字胡子，衣着随便。可那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风度。

　　打从4月21日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踏上这艘驶往上海的“英斯布鲁克”号，他便惊动了北京的荷兰驻华公使、上海的荷兰代理总领事，惊动了海牙的荷兰外交大臣，惊动了荷属东印度总督府（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也惊动了英驻华公使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上海警察局……他们之间，密电交驰，转告着“英斯布鲁克”号的动向，提醒着注意船上那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壮汉。那架势真可谓如临大敌!

　　岁月淡化了昔日剑拔弩张的气氛。荷兰海牙殖民事务部当年的绝密档案，如今也允许中共党史专家前往查阅。内中1921年4月21日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致荷兰驻维也纳使馆的信，称那位壮汉为“斯内夫利特”。此信十分清楚地密告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全文如下：

　　警察局谨就1921年4月19日贵馆第1063号函通知如下：如前告知，斯内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杂志（引者注：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一家《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前往东方，会引起警察、密探、公使、领事们如此恐慌？

　　早在1920年11月，荷兰外交部从海牙发往北京荷兰驻华公使的一份密电，倒是把斯内夫利特的身份说得清清楚楚：“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

　　他被列宁派往东方。他肩负的任务是：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和建立联系，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肩负如此重任的共产国际高级代表难怪会引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东方统治者们的恐慌和焦虑。无线电波急急传送情报。“英斯布鲁克”号沿途所到之处，都在严密监视那位壮汉的一举一动。荷属东印度的密探还探明，斯内夫利特的“同党”阿塞尔?巴尔斯及其十七岁的爪哇妻子在中途上船，一起前来上海。

　　意大利轮船“英斯布鲁克”号刚刚在上海靠岸，斯内夫利特便成为密探跟踪的目标。

　　斯内夫利特跳上一辆黄包车，消失在十里洋场的茫茫人海之中。

　　“幸亏”如今荷兰外交部还保存着当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荷兰驻沪总领事的信，即“G类档案”，清楚地记载着斯内夫利特的行踪：

　　那辆黄包车驶入行人如鲫的南京路，在高悬“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歇了下来。迎面，便是“大东旅社”招牌。斯内夫利特化名“安德烈森”，住进大东旅社三楼三十二号房间。据密探侦查，斯内夫利特的“同党”巴尔斯，化名达姆龙，和妻子一起也住进大东旅社。还查到“同党”(印尼共产党党员)达尔索诺也于6月3日从新加坡赶抵上海，住进大东旅社。不过，达尔索诺于6月8日上午离沪前往长春，巴尔斯夫妇于6月10日离沪前往哈尔滨。唯有斯内夫利特仍留在上海。

　　密探们的监视虽说够严密的了，可是，老练的斯内夫利特毕竟甩掉了身后的“尾巴”：他来到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会晤了来自苏俄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尼科尔斯基。这位从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来到上海的大学生模样的人物，是由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负有和斯内夫利特同样的使命，即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斯内夫利特避开了跟踪者，悄然会晤了上海的“二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前任代理书记李汉俊。他们商量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

　　这样，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开始着手进行……

　　斯内夫利特确实成功地甩掉了密探，因为在密探们的记录中，只记载着他“于7月14日离开南京路大东旅社，住进麦根路三十二号（今石门二路）一家供膳食的旅馆内”。“9月底，他到汇山路（今霍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1日”。密探们没有发觉他在上海筹备、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5

　　1921年，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他们在那个的年代，共同为世界第一大党的建成指引了最初的方向。然而一大会后，由于对党认识的不同，目标理想的各异，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的人生结局也不尽相同。今天我们就来探寻一下我党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轨迹，透过历史故事，感悟初心力量。
　　初心永志——坚守信仰，战斗一生成就宏图伟业。毛泽东和董必武是13名一大代表中最终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大的书记员，是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初期在党内几经沉浮，最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思想得到认可，从而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从此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董必武是对党忠诚一生的革命志士。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毛泽东和董必武从头走到尾，同时出席党的一大，又同时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并领导革命赢得了最后胜利。践行信仰需要长期奋斗，前进路上再多艰辛磨难，也要永志不移。正如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的，“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初心不改——献出生命，血战疆场永葆初心本色。为党牺牲的一大代表有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4人。陈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持枪杀敌在疆场浴血的革命战士，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王尽美是积劳成疾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一大后他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在1925年8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邓恩铭用热血演绎传奇一生。邓恩铭一大后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19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何叔衡默默无闻的革命志士。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35年2月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这4人虽然为革命事业英年早逝，但都永远刻在共和国历史的丰碑上，祖国和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初心仍在——身离心仪，历经曲折但仍向党为党。一大代表中，李达和李汉俊虽然留学日本，但最终都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参与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李汉俊还是当时国内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一大报告主要起草者。这俩人虽然后来与陈独秀、张国烹政见不和愤而脱党，后来李汉俊加入国民党，中间走过弯路，但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李汉俊对国民党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利用工作的“合法”身份掩护了董必武等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1927年被军阀逮捕并杀害。著名作家茅盾回忆起李汉俊时说：“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李达后来谈起自己脱党的这段经历，说这是他“平生所曾犯的最严重、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不过，1924年至1949年间，尽管李达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虽然脱离开了党，却绝不脱离马列主义，决不做违反党的事情。”，其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真正的人”，解放后经刘少奇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初心忘却——立场摇摆，迷途知返默默终老一生。这指的是包惠僧和刘仁静，他们因信仰的动摇走向人民对立面，后又迷途知返，再度寻找组织，但没能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痛苦与悔恨中终其一生。包惠僧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他胆寒了，后来自行脱离党组织，为生存加入了国民党，又遭国民政府遣散跑到澳门，因为处境艰难给毛泽东写信忏悔，解放后回到北京。刘仁静曾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1926年赴莫斯科学习，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回国后自命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随之被我党开除。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而向共产党开炮。解放后刘仁静向中央领导写信请求处理，最后38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养老。如果头脑不清醒、信仰不坚定，政治上就会缺定力，包惠僧和刘仁静有这样的结局也是情理之中。
　　初心背弃——叛党卖国，自绝人民永钉历史耻柱。张国烹、陈公博、周佛海就是这类人，这3名党的创始人被钉在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张国烹曾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长征途中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后来脱党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1948年底他见大势已去先后移居台湾、香港、美国，最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病逝。张国烹做了20年共产党、40年国民党，最后客死他乡，可悲可叹!陈公博、周佛海算是最坏的典型，后来都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陈公博脱党后投靠国民党，从此效忠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他政治上变化多端，是没有固定信仰的政治摇摆者。周佛海参加一大时就争地位，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跑到日本，回国后又一头扎向国民党，抗战时追随汪精卫降日，成为第三号大汉奸。周佛海压根就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家。严格地说，这三个人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加入共产党，只因一时追求新奇而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兴趣，为追名逐利最终变成党的敌人、民族败类。
　　一大13位代表的各自走向告诉我们，坚守信仰的韧度决定着人生命运的方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已离我们远去，他们的悲喜、荣辱与成败，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那就是应该怎样坚守信仰?是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不忘初心本色、挺起精神脊梁，还是像这些年贪腐堕落、银铛入狱的人民罪人，忘记入党初心、背弃铮铮誓言?答案己不言而喻。
　　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己经拥有了8900多万党员。如果说信仰曾经体现在“砸碎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创造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追赶全世界”的改革之时。那么新时代的我们，须把信仰写在全面小康之路、伟大复兴之路、改革强军之路上，纵然百水千山万重难，唯有初心本色终不改，在坚守信仰、践行信仰中丈量人生高度、绽放最美芳华!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6

　　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作，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党史和党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高度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新形势下党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是新时代做好党史工作的遵循和依据，是推动党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党史工作不同于一般性的史学工作，党史工作既是一项史学研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兼具政治性与科学性。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党史工作者是党史工作的重要实践主体，是党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为党存史述史、续写“红色家谱”的工作职责。新时代党史工作者做好党史工作要具备“三力”，即政治定力、初心动力、业务能力。
　　政治定力：坚持“党史姓党”，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新时代党史工作者要具备政治定力，首先体现在坚持党对党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史姓党”是党史工作的生命线，是做好党史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党史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党性观念，对党绝对忠诚，让党放心安心，做到在党言党、知党信党、忧党为党、爱党兴党。党史工作者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好党史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党史工作的政治性要求党史工作者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党史工作者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党修史立传、著书立说。立场基于信仰，立场决定话语。党史工作者应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政治理想。党史工作者要彰显政治担当，毫不动摇地、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立场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政治影响与政治危害是巨大的。反对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党史工作者责无旁贷，要敢于亮剑、勇于发声、善于引导，要用客观史实正本清源，坚守住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党史阵地。
　　再次，党史工作者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是一项基本政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不允许有“漏网之鱼”，党史工作者要廉洁自律、慎独干净，守住纪律的红线底线，面对各种诱惑，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在与私欲的斗争中锤炼政治品格，保持政治本色，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党史工作者要严格遵循党史上两个“历史决议”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的新评价、新论断，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犯历史错误、政治错误。
　　初心动力：要为人民写史，热爱党史事业，牢记光荣使命
　　初心是一个人干事的“源动力、元动力、愿动力”，初心不忘，就不彷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党史的主人公是中国共产党，创造者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党史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历史。党史工作者应从党史中领悟自己的初心，坚守自己的初心，常问自己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坚持为人民写史，为人民说话，当好党和人民的“责任编辑”。
　　始于初心，源于热爱，热爱是感性初心。人对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内心总有一股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干劲。党史工作者做好党史工作就要发自内心地热爱党、热爱党史事业，只有真正热爱，才会在工作中充满激情动力。党史工作者在研究、宣传党史的过程中，要感受到党的伟大以及百年历程的艰辛与不易，加深对党史的认识，涵养对党史的情怀，升华对党史的感情。党史工作者只要真正热爱党史事业，将自己奉献给党史事业，即使是默默无闻地“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日复一日，内心也不失乐趣，因为精神上的满足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富足。
　　初心是情怀，使命是担当，初心和使命都是党史工作者勤勉工作的不竭动力。使命是时代赋予的，希望是党和人民寄托的。新时代党史工作者肩负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三大规律”，为党治国理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支撑的崇高职责和光荣使命。党的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产生于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品牌”，是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党史工作者要把党的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用党史呈现出来，用文字传承下去，让后辈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党史事业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党史工作者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主动作为、积极作为。
　　业务能力：加强理论修养，提高文字水平，创新工作思路
　　党史部门是党史研究部门和主管党史业务的工作部门，党史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对党史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党史工作者的理论修养是其业务能力的突出表现，是保证党史理论性的重要基础。新时代党史工作者加强理论修养，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大功夫，特别是要认真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党史工作者要阅读大量的文献书籍，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等权威著作，还有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央全会决定和党的其他重要会议决议与党中央主要领导的重要讲话。要广泛输入党史理论知识，夯实理论基础，扎实理论功底，在常学常新常用中强化理论修养，做到“肚里有货，心中有数，笔下有神”。
　　党史工作者的文字能力是一项“硬实力”“核心能力”，党史工作者要提高文字水平，让党史兼具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一方面，写作要坚持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辩证的观点，保证党史的客观真实、科学严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党的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重大史实、历史细节要充分挖掘，理清历史脉络，理顺历史逻辑，严防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另一方面，写作要注入真情实感，要写得生动感人。党史要面向人民群众，要用简约朴实的文风叙述，让人民群众愿意看、乐意看。既要写大事，也要写小事，既要写党的领袖，也要写普通党员和群众，要为全党全社会写出科学严谨、史实准确、生动流畅的党史作品。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党史工作者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要培养创新思维，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党史工作思路，增强党史工作的感染力、影响力、吸引力、说服力。第一，创新党史研究方法。党史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多重面目，党史工作者在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要借鉴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优势，为我所用，构建党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第二，创新党史研究角度。党史工作者应坚持“大党史”理念，把党史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百年党史进行全面系统地把握。拓展研究新领域，比如，中共纪念活动史、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县委书记口述史等。第三，创新党史宣传方式。当今时代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自媒体时代，党史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潮流，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重点宣传，扩大宣传面，主动占领党史舆论阵地，让热爱党史、学习党史在全党全社会蔚然成风。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7

　　人民网北京10月17日电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8日将在北京召开。这一盛会的召开引起了海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他们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赞叹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全球点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中国各领域改革建设呈现新面貌。其中，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很多海外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政党及政府参考、借鉴。

　　每年总要多次前往中国参加学术研讨和会议的巴基斯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菲扎尔·拉赫曼对中国可称得上相当熟悉。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菲扎尔·拉赫曼认为，十九大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人民的检验，大会将发布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愿景，这对于中国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菲扎尔·拉赫曼表示，在过去长期历史实践中，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重大进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能力、承诺和智慧。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远见卓识的“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还坚决反腐，在加强党的自身能力建设方面保持与时俱进，从而实现自我完善和不断进步，增强了人民的信心。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将继续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造福中国人民。

　　土耳其爱国党副主席索内尔·波拉特对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新、自我净化深表赞叹。“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力度之大堪称前无古人，值得称赞。”“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最有效率的政党之一。”

　　刚果(布)总统萨苏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近5年经济建设成绩单全球瞩目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蕴含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是中国对全球多极化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外国专家学者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互联网经济发展及国际贡献等给予高度评价。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亚洲和亚太地区中心主任康斯坦丁·科卡廖夫认为，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会议召开期间将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前五年工作进行总结，这个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在此期间，中国面临并解决了国家内部发展以及当代国际政治局势的诸多复杂问题。在当前国际上存在诸多阻力和复杂因素的大环境下，中国依然能保持成功发展，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完善并深化与外国伙伴的合作关系，协调与各国际组织的工作关系并提高了与各方的合作效率，实属不易。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江原规由表示，中国过去的5年里，年平均增长率为7.2%，虽然进入中速增长期，但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相比，仍然为相对较高的增长率，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比2012年增长9.7个百分点，达64.6%。从中可以看出增长类型的转变与民生提高、中产阶级的增加等种种积极快速变化。

　　江原十分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表示，在反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今时代，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为指导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时代潮流，得到全球广泛支持。

　　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对人民网记者指出，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联通大量的商业贸易渠道，在环境保护、减少碳排放方面也卓有成效。他对中国在未来有更多作为表示期待。

　　十八大以来民生新变化外国人看在眼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常常到访中国的海外人士对此也颇有感触。

　　缅甸天网电视台记者佐耶昂此次来中国采访，乘坐了当今世界最快的高铁“复兴号”、看到了黄浦江畔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目睹了中国在创新发展领域的努力拼搏，这些都令他耳目一新。他最为企盼的是缅甸人民也能早日坐上高铁，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所以，我非常关注中共十九大将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进一步发展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关系、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而提出的倡议和举措，这将惠及世界，惠及周边”。

　　美国俄勒冈州长凯特·布朗表示，自己曾三次到访中国，每一次都能见到巨大的变化。她在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惊叹的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8

　　斯内夫利特在大东旅社旅客登记册上用的名字是“安德烈森”，他跟中国人打交道用的是中国式的名字“倪恭卿”，鉴于他后来以“马林”这一化名在中国著称，本文沿用这一习惯，以下均以马林相称。

　　马林是荷兰人，1883年5月13日降生在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中学毕业后，他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02年，十九岁的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

　　1913年2月，三十岁的马林远渡重洋，前往那时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在那里，马林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投身革命活动。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议下，发起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

　　1917年11月，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喜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一连发表了好多篇文章，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

　　荷属东印度总督早已把马林视为眼中钉，这时抓住了马林的文章作为把柄，通缉马林，并由三宝垅法院对马林进行了审讯。1918年12月5日，马林被荷属东印度总督下令驱逐出境。

　　马林不得不回到荷兰。但是，他仍通过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战友，领导着那里的革命活动。

　　1920年5月23日，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尼共产党”。就在这个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在莫斯科，马林非常荣幸地会晤了列宁。列宁是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马林的胆识、经验和对共产主义的赤诚，给列宁留下很深的印象。

　　列宁那睿智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的东方，尤其是关心东方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列宁在考虑着、物色着恰当的人选派往中国，帮助中国革命者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由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派出了以魏金斯基为首的代表团前来中国，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魏金斯基在北京会晤了李大钊，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魏金斯基认为中国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涌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日臻成熟……

　　1920年8月，马林被列宁委派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国。

　　就在马林动身前往中国前夕，他在途经维也纳时落进奥地利警察手中。由于友人和一位律师的奔走，他在被捕六天之后获释，并被奥地利驱逐出境。他在威尼斯踏上了驶往上海的“英斯布鲁克”号。

　　马林来到上海时，陈独秀到广州工作去了。李达和李汉俊挑起了筹备中共一大的重担。

　　李达后来回忆：“6月初，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李达提及的“尼可洛夫”，亦即尼科尔斯基。当然，一大开幕日期他是记错了。

　　毕竟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各地代表陆续动身，直至7月21日，最晚的一位代表――陈公博抵沪后，十三位代表才算全部到齐。他们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也有人认为包惠僧只是出席者，不算正式代表)，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代表们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借宿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百八十九号(今太仓路一百二十七号)私立博文女校(陈公博住在大东旅社)。“北李南陈”（李大钊和陈独秀）因事务繁忙，未能赴会。

　　7月23日晚，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刘仁静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坐在马林旁边担任翻译。

　　马林这个人讲起话来，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马林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详尽地向中国战友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他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马林说起了列宁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到会的代表们定然会热烈鼓掌。

　　他的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见斯诺《西行漫记》)

　　他的这一席话，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见《包惠僧回忆录》)

　　马林讲毕，尼科尔斯基简短致辞。他向大会表示祝贺，并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

　　后来，中共一大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同志（即马林――引者注）和尼柯尔斯基（即尼科尔斯基――引者注）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尼科尔斯基讲毕之后，张国焘宣布散会，代表们很快就消失在浓重的夜幕之中。

　　考虑到外国人进出李公馆容易引起那些特殊的眼睛的注意，马林此后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每天听取张国焘的汇报。

　　7月30日晚，当中共一大准备在李公馆举行闭幕会时，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又来到了那里。8时多，十五个代表刚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这人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首先发现这位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使马林判断出那位陌生人是何等人物。“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从前门走出去。平时，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开启……

　　代表们散去才十分钟，李公馆便被法国巡捕和中国警察包围。法国捕头带着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名法兵、三个翻译，闯进了李公馆，却扑了个空。

　　当时，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尚缺乏地下工作经验。马林的当机立断，使中共一大代表们避免了一场灾祸。

　　壮烈牺牲在法西斯刑场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马林仍留在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重大的战略方针――实行国共合作。马林以为，中共党员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应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领导层，以迅速壮大中共。

　　马林的意见遭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对，而毛泽东十分坚决地赞同、支持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在马林亲手所记录的《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中，马林称毛泽东为“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在那次谈话之后，马林十分重视毛泽东。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当时中共中央委员只有五人)并兼任中共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担任显要职务。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9

　　人民网重庆4月6日电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6日，由中共沙坪坝区委宣传部、中共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辉煌的历程——中共一大至十九大”图片展，在沙坪坝区爱民广场开展。

　　此次展览由十九个部分组成，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序，通过精炼的文字和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全面反映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走过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展现了从艰难探索到开拓创新的奋斗历程。

　　图片展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展览史料丰富、内容详实、脉络清晰，对于在新时代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指导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悉，“辉煌的历程——中共一大至十九大”图片展还将在三峡广场商圈，以及沙坪坝区各个镇、街道相继进行巡展，进一步扩大党史学习教育覆盖面，在全区营造“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浓厚氛围。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1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中强调，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史是一部血与泪的奋斗史、是一部百炼成钢的民族史、是一部饱经风霜的磨难史。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干部，我们要常读常新忆党史，不忘初心勇前行。
　　读党史，牢记共产党人的忠诚本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史是每一名党员的必修课，是每一名党员都应该铭记于心的历史镜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始终将忠诚的政治本色摆在首位。我们都曾在党旗下宣誓“对党忠诚”，都曾在学党史时认识了一个个铮铮铁骨的民族英雄，都曾在国家危难之际见识了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我们在种种事迹当中看到了什么叫做对党对人民绝对忠诚，那就是在国家有难时不畏生死、挺身而出，在人民群众利益遭受损害时先人后己、勇往直前，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丝怠慢。“我是党员我先上”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座右铭，这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读党史不仅是为了学习先辈们的精神，更是为了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政治执行力，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的。
　　学党史，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学党史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党史中我们了解到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真正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句歌词背后的深意，我们明白了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才能安居乐业，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所以面对疫情、洪灾、地震等大灾大难，我们不再害怕，我们知道共产党会来救我们，共产党会来保护我们，共产党不会丢下我们，不论何时何地。学党史，教会我们年轻干部要继续沿着先辈们走过的路，继续守护人民的安宁，守卫祖国的疆土，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我们要继续带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不负韶华。
　　忆党史，传承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焦裕禄、孔繁森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读书时课本上必不可少的内容，工作后，我们也时常开展“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老党员讲党课”等活动。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对党史更是知之甚少，这样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每个公民的自身成长。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太多的历史等着我们去了解去探索去学习，学习先辈们为党为人民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学习先辈们履职尽责、爱岗敬业的奋斗精神，学习先辈们百折不挠、勇敢执着的无畏精神。忆党史是为了我们更好地铭记党恩，更好地从党史中汲取攻坚克难的智慧力量，传承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11

位于延安路高架旁的辅德里，是中共二大的召开地。这是一次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沈家善 摄

　　记者蓦然鼻酸——翻开1951年的解放日报，在3月24日的第三版，底部不起眼的地方，有一行《寻人启事》：“张静泉（人亚）一九三二年后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者请告。”

　　这是经历战乱后一位父亲对离散亲人的苦苦寻觅。20多年前，他的儿子张静泉从上海悄悄回到浙江镇海老家，叮咛再三，交托了一个大包裹。这是父子最后一次相见。几天后，父亲对外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随后在山上修了一座墓穴，葬了一个空棺，埋进这个包裹。老人家从此一人独守着秘密。

　　眼看宁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儿子却依然杳无音讯。寻人启事登了数月，无果。这才打开空棺，取出包裹，献给国家。里面，是弥足珍贵的一批中共早期档案。

　　其中，就有中共的第一部《党章》。

　　这部《党章》，正是90年前的那个夏天，诞生于上海辅德里。

　　就在这里，1922年7月16日，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又聚在一起，中共二大开幕了。

　　会开了八天。八天，每一天都惊心动魄。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有一个人不是正式代表

历史如此巧合——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叫“树德里”，中共二大召开的地方叫“辅德里”。一“树”一“辅”，一个开天辟地，一个相辅相成。一大和二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年轻的政党，就此在上海诞生。

　　一大结束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率先在上海开展。1921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这个“中国产业中心”建立，它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第一次组织上海浦东烟厂罢工，烟厂工会由此设立，此后决定在北京、长沙、广州等设分部。后支持上海英美烟公司9000工人大罢工，不仅提高工人工资10%，还迫使英国监工答应善待工人，这是中国工人同雇主直接谈判的开始。不久，工人运动在各地蓬勃展开。

　　中央档案馆选编史料明载：“到l922年6月底，中共有195名党员，其中上海就有50人，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26%。”

　　“二大另一个可能召开的地点是广州。”上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邵雍说。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很有兴趣。而陈独秀与张国焘等人却觉得：“当时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政治局势并不明朗。”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此后半年多，广东地方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中共二大开会地点，本身就是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后门就是党的第一个妇女干部学校 “平民女校”，团中央也在不远处……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可以说也是历史的必然。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有一个人不是正式代表

【当日《申报》摘抄】 “闵行……米价昂贵，民不聊生……”“总商会催结澳兵行凶案：澳门葡兵杀戮华人案，前经广州政府与澳门交涉，未得解决……此案关系数百余条人命……速行知照澳督，儆戒行凶军队，而笃中葡国谊。”

　　呜呼！华人惨遭杀戮，关系数百人命，居然还表示“笃谊”？

　　还有一条重要消息未刊登——也就在这一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

　　同日，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

　　仍在紧张进行的中共二大，八天议程也实现了“加入第三共产国际成为其党支部”的组织举措。中共党史学会研究员林建公说，从中共一大通过“联合共产国际”，到中共二大确认“加入共产国际”，期间针对一些分歧，“1921年，陈独秀主动与马林交换意见，为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1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中强调，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史是一部血与泪的奋斗史、是一部百炼成钢的民族史、是一部饱经风霜的磨难史。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干部，我们要常读常新忆党史，不忘初心勇前行。
　　读党史，牢记共产党人的忠诚本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史是每一名党员的必修课，是每一名党员都应该铭记于心的历史镜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始终将忠诚的政治本色摆在首位。我们都曾在党旗下宣誓“对党忠诚”，都曾在学党史时认识了一个个铮铮铁骨的民族英雄，都曾在国家危难之际见识了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我们在种种事迹当中看到了什么叫做对党对人民绝对忠诚，那就是在国家有难时不畏生死、挺身而出，在人民群众利益遭受损害时先人后己、勇往直前，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丝怠慢。“我是党员我先上”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座右铭，这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读党史不仅是为了学习先辈们的精神，更是为了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政治执行力，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的。
　　学党史，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学党史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党史中我们了解到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真正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句歌词背后的深意，我们明白了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才能安居乐业，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所以面对疫情、洪灾、地震等大灾大难，我们不再害怕，我们知道共产党会来救我们，共产党会来保护我们，共产党不会丢下我们，不论何时何地。学党史，教会我们年轻干部要继续沿着先辈们走过的路，继续守护人民的安宁，守卫祖国的疆土，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我们要继续带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不负韶华。
　　忆党史，传承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焦裕禄、孔繁森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读书时课本上必不可少的内容，工作后，我们也时常开展“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老党员讲党课”等活动。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对党史更是知之甚少，这样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每个公民的自身成长。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太多的历史等着我们去了解去探索去学习，学习先辈们为党为人民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学习先辈们履职尽责、爱岗敬业的奋斗精神，学习先辈们百折不挠、勇敢执着的无畏精神。忆党史是为了我们更好地铭记党恩，更好地从党史中汲取攻坚克难的智慧力量，传承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1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十九大）于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

　　该会议主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1]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篇14

　　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作，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党史和党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高度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新形势下党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是新时代做好党史工作的遵循和依据，是推动党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党史工作不同于一般性的史学工作，党史工作既是一项史学研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兼具政治性与科学性。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党史工作者是党史工作的重要实践主体，是党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为党存史述史、续写“红色家谱”的工作职责。新时代党史工作者做好党史工作要具备“三力”，即政治定力、初心动力、业务能力。
　　政治定力：坚持“党史姓党”，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新时代党史工作者要具备政治定力，首先体现在坚持党对党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史姓党”是党史工作的生命线，是做好党史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党史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党性观念，对党绝对忠诚，让党放心安心，做到在党言党、知党信党、忧党为党、爱党兴党。党史工作者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好党史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党史工作的政治性要求党史工作者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党史工作者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党修史立传、著书立说。立场基于信仰，立场决定话语。党史工作者应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政治理想。党史工作者要彰显政治担当，毫不动摇地、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立场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政治影响与政治危害是巨大的。反对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党史工作者责无旁贷，要敢于亮剑、勇于发声、善于引导，要用客观史实正本清源，坚守住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党史阵地。
　　再次，党史工作者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是一项基本政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不允许有“漏网之鱼”，党史工作者要廉洁自律、慎独干净，守住纪律的红线底线，面对各种诱惑，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在与私欲的斗争中锤炼政治品格，保持政治本色，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党史工作者要严格遵循党史上两个“历史决议”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的新评价、新论断，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犯历史错误、政治错误。
　　初心动力：要为人民写史，热爱党史事业，牢记光荣使命
　　初心是一个人干事的“源动力、元动力、愿动力”，初心不忘，就不彷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党史的主人公是中国共产党，创造者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党史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历史。党史工作者应从党史中领悟自己的初心，坚守自己的初心，常问自己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坚持为人民写史，为人民说话，当好党和人民的“责任编辑”。
　　始于初心，源于热爱，热爱是感性初心。人对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内心总有一股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干劲。党史工作者做好党史工作就要发自内心地热爱党、热爱党史事业，只有真正热爱，才会在工作中充满激情动力。党史工作者在研究、宣传党史的过程中，要感受到党的伟大以及百年历程的艰辛与不易，加深对党史的认识，涵养对党史的情怀，升华对党史的感情。党史工作者只要真正热爱党史事业，将自己奉献给党史事业，即使是默默无闻地“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日复一日，内心也不失乐趣，因为精神上的满足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富足。
　　初心是情怀，使命是担当，初心和使命都是党史工作者勤勉工作的不竭动力。使命是时代赋予的，希望是党和人民寄托的。新时代党史工作者肩负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三大规律”，为党治国理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支撑的崇高职责和光荣使命。党的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产生于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品牌”，是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党史工作者要把党的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用党史呈现出来，用文字传承下去，让后辈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党史事业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党史工作者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主动作为、积极作为。
　　业务能力：加强理论修养，提高文字水平，创新工作思路
　　党史部门是党史研究部门和主管党史业务的工作部门，党史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对党史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党史工作者的理论修养是其业务能力的突出表现，是保证党史理论性的重要基础。新时代党史工作者加强理论修养，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大功夫，特别是要认真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党史工作者要阅读大量的文献书籍，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等权威著作，还有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央全会决定和党的其他重要会议决议与党中央主要领导的重要讲话。要广泛输入党史理论知识，夯实理论基础，扎实理论功底，在常学常新常用中强化理论修养，做到“肚里有货，心中有数，笔下有神”。
　　党史工作者的文字能力是一项“硬实力”“核心能力”，党史工作者要提高文字水平，让党史兼具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一方面，写作要坚持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辩证的观点，保证党史的客观真实、科学严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党的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重大史实、历史细节要充分挖掘，理清历史脉络，理顺历史逻辑，严防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另一方面，写作要注入真情实感，要写得生动感人。党史要面向人民群众，要用简约朴实的文风叙述，让人民群众愿意看、乐意看。既要写大事，也要写小事，既要写党的领袖，也要写普通党员和群众，要为全党全社会写出科学严谨、史实准确、生动流畅的党史作品。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党史工作者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要培养创新思维，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党史工作思路，增强党史工作的感染力、影响力、吸引力、说服力。第一，创新党史研究方法。党史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多重面目，党史工作者在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要借鉴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优势，为我所用，构建党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第二，创新党史研究角度。党史工作者应坚持“大党史”理念，把党史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百年党史进行全面系统地把握。拓展研究新领域，比如，中共纪念活动史、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县委书记口述史等。第三，创新党史宣传方式。当今时代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自媒体时代，党史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潮流，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重点宣传，扩大宣传面，主动占领党史舆论阵地，让热爱党史、学习党史在全党全社会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