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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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000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

　　【摘要】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特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概念，这是对费孝通先生相关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创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为指引，促进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全面发展，不断铸牢中华各族儿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建设工程的历程任务。这既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建设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001-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将之写入党章，相关论述和观点形成了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这个重大理论成果是结合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要求对以往理论探索成果的发展创新，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

　　 一、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两方面基本内容的再考察

　　 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演讲”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论断。[1]371996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又对自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2]有学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3]，并引证了该次会议上習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4]来说明习近平同志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肯定。其实这个论断既是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片面理解，更是对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国情观的误解。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内容上如果仔细分辨，其实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其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实体“自觉”与“自在”存在的两种状态理论。这个理论因为涉及到民族实体的判断标准及其自身的逻辑缺陷，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民族实体判断标准来看，金炳镐先生认为：“费老的观点没有说明民族实体和民族复合体之间的矛盾性，或者说他认为民族实体与民族复合体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详细考察民族实体概念5个方面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华民族虽然在这五个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实体的概念内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是属于次生形态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复合民族”[5]70。从叙事逻辑上分析，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说中的“自在”状态，也即“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是指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古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不可分割性在客观地形成与发展着，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整体联系，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状态，准确地讲只能定义为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性，而无法用民族实体来界定。更何况用“中华民族”来定义中国各构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体制下的中国民族叙事基本上都是纳入“天下体系”和“大一统”格局中来阐述的。这也说明了费孝通先生“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实体论断本身与民族叙事的历史性之间的逻辑冲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自在”说显然无法在概念内涵和历史实然性上满足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当然，指出这样的理论缺陷，并不等于我们就否认这个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内部联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其二是关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及构成状态的“多元一体结构”理论。费孝通先生在“泰纳演讲”中对该“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历程进行了详实可信的历史分析，并对其现实存在状态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3-4，并明确肯定了“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种情状”[8]36。我们认为这些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真知卓见才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大贡献。正如林耀华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1]9。有了这个工具和钥匙，就足以让我们把关于中华民族的实体概念与其整体结构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也足以让我们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形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经历的民族过程和建设历程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个理论创新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整体观上回顾过往、认识国情、创造未来都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理论框架和叙事体系。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多元一体格局”的本义所在。

　　 综上可见，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理论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属性方面，在对中华民族结构整体性研究上并无实质性的否定意见，也不存在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讨论的焦点是：是否承认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承认“这样的格局”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及其内部构成关系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中华民族实体属性已经形成的认可，否则习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华民族实体”的提法岂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要坚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尚未形成’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什么客观基础？”[3]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也与之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经形成，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有什么客观必要？显然，学术问题如果仅仅是依靠这样简单的质疑而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在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观与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途径问题。

二、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文中對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实体属性叙事判断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对中华民族自在状态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从本质上讲属于历史叙事方式的应然性范畴，而后者则是历史实践发展的实然性范畴。前者在话语体系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事实，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历史事实。物必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所以历史存在一般情况下也必先于叙事方式，这是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和一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然和应然状态的话语桥梁，也是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王朝国家体系下的“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历史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层次民族建设叙事的话语桥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对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实然角度讲，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华民族实然性发展的客观描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9]150。在开发疆土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区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内部社会分工的发达，民族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渗透，必然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民族的迁徒运动，也促进了民族族体在血统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离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及各构成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存在时期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些民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演变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构成民族在近代世界历史由王朝国家政治体系向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演变中，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都面临着国破族亡的共同威胁。外部压力是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向自觉状态转化的不可或缺的触媒和催化剂。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8]9-10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中华民族整体在面临强大的外部侵略时所发生的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的标志。觉醒意识的诉求则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外求独立，在国内构成民族层次上的内求平等。以革命领导阶级和纲领路线的差异为依据，为完成这个觉醒诉求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则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共同了缔造了属于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为我们考察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叙事体系和民族话语基础。可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千百年来在王朝体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构成民族间基于不同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需求互补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民族关系是其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所在，也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而近代以来在血火抗争中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历史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的实体建设也正在这个伟大飞跃进程中突飞猛进，但我们依然要谨慎提防某些断言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的论断。因为“苏联民族”轰然倒塌的“乌拉”声还在我们耳边回应，因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坚民族也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用公民权力就可以镕铸成铁、合众为一，因为即使是号称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临着北爱尔兰分裂势力的威胁，更因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民族层次上推进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事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实体建设历程是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在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历史进程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和重温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准确判断和科学认识。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1]214，并首次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建立”时期不同于“建成”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这些科学思想无疑为后来我们党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借用这样的话语逻辑，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出中华民族多元复合性实体“已经建立”但单一民族实体“尚未建成”的判断。1我们认为，这样清醒而又审慎的判断更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要求，在中华民族实体建设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成是重中之重，并为之付出更为坚苦卓绝的努力和耐心，扎实推进而又只争朝夕，多措并举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这项争取人心、凝聚民心、团结族心的事业做好做成。用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提升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我们尝试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三个阶段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特点：第一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存在阶段，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基本前提。第二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存在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王朝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转型过程中面临西方列强外部侵略而导致实体意识觉醒，从而为中华民族外求独立、内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国家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向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载体和实现途径。第三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存在阶段，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时期。“自为”阶段与“自觉”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对自身的存在和整体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掌握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对自己民族实体的形成建设途径都有了科学可行的基本思路。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站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建起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施工期。由此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实现之日，必将是也可能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形成之时。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对自己国家层面民族实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极大提升，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各族人民群众都以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作为自己的首要族属认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等基本特点。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

　　 建设工程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2]3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千百年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特征，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同志所指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华民族团结进步规律的深刻揭示，突出点明了处理好“一”和“多”关系的主线，揭示了“我国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奥秘所在，必将引领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大团结大进步。[13]这个论断也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为状态的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施工途径。

　　 一是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工作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多年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实践证明了的关于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工作经验的历次总结中。这些工作经验的总结成果，既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统一性、进步性要求，又满足了民族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会发展目标的与时俱进，又有民族纲领基本原则的充实完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阐述，1则是全面系统地对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经验及纲领、方针的最新提炼、丰富和升华，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实现了对新时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则的开拓创新。我们坚决反对某些学者把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这两次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件作为否定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质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甚至抹杀和取消我们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据。[3]我们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数民族败类自私自利、叛国卖国的丑恶行径永远也代表不了这些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意志，他们煽风点火、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实既不属于民族问题，也不属于宗教问题。我们绝不能按照他们的荒唐逻辑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些糊涂认识，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地宣告：“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语重心长地劝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这样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问题处理模式的伟大创造”[14]29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致的法律技术，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建构与民族平等、保护公民权利与尊重民族差异之间平衡的系统把握，及对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全面考虑。在该制度初创之时，我们党强调的是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的正确结合。此后，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不断深化和发掘对其优势的认识和本质的把握，避免和防止对其片面化理解和误读。1957年，周恩来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各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1992年，江泽民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后来，又增加了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统一，进一步丰富了该项制度的内涵。为了防止对该项制度认识上出现新的偏差和失误，2014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着重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为我们在新时期正确把握该项制度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方向。[9]51-52习近平同志指出：“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15]强调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并不是各占一半的机械结合，而是要和国家及自治地方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考虑两者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把握两者关系要强调自治多一些，是为了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和发挥好自治地方的自主权;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统一多一些，则是为了弥补民生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等市场经济体制的天然缺陷，加强和发挥好上级国家机关扶持自治地方发展的责任，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的需要。习近平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达赖集团、‘东突’分裂势力就打这个旗号，要求汉人等都退出西藏、新疆，包藏的祸心就是搞民族分裂。我们的同志不能照这个逻辑走！”[15]新时期我们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完善，充分体现了该项制度强大的生命力、科学性与适应性，也充分说明了其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三是坚定不移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从语义学讲，作为次生复合民族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等同于中华诸民族。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并不是指汉族或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统一体中所有的民族”[16]。形而上学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单纯地以为强调一方就必须要忽视另一方的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義辩证法的观点，也不符合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我们无法想象，抛开了56个构成民族的发展繁荣和民族关系的平等和谐，单纯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建设任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1强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在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钢筋铁骨，就是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不可摧的民族关系基石。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离不开“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些传统的民族政策话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的基本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体现和要求。这三者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体系之中，但他们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民族团结是促进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和要求。如果不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那么民族平等团结便失去了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17]178这些民族纲领在具体实践中具象化为民族政策时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比如在民族平等问题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尽量减少同一地区中民族间的公共服务政策差距，避免出现民族间的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导向人为制造隔阂、强化固化民族意识，强调要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来修订完善和制订出台政策。可以讲，这些对民族平等政策的发展完善正是与时俱进地实践民族平等纲领的深层次要求的充分体现。

　　 四是坚定不移地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民族地区无论从哪个层次和方面理解，也离不开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个核心概念。这些地区不仅具有全国其他贫困地区所面临的普遍性困难和问题，更具有自身一系列特殊的困难和问题。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多数产业低端化发展，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务半径大，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本高。这样的条件，没有国家和发达地区的扶持和帮助，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及其自身条件发展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逐步扭转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全局，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是我国实现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铸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民族地区只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与全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形成相对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共同体，才能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在依靠民族地区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减少。同时，还要求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抓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这个首要任务，抓好扶贫攻坚这个重点，抓好教育、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个着力点，以促进市场要素流动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贯通为途径，把发展落实到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增进群众福祉和促进民族团结上，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与科学发展的路子，显然体现了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政治性要求，显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群体性平等发展诉求的尊重与重视。

　　 五是坚定不移地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总体来讲，文化认同是具有不同层次性的差序认同体系，按照文化主体差异性而言，可以分为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国家认同——世界认同等基本认同层级。在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体系中则可以具体表现为个体认同（各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国家构成民族的群体性认同）——国家认同（国家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世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一般而言，低层次认同是高层次认同的基础和组成部分，高层次认同可以包容和引导低层次认同，并且各层次认同协调发展的基础在于支撑这些认同的利益认同机制的协调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谙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政治属性和深远意义。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要依靠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要解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问题。这是新时期党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各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这样的文化认同，不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首先强调的就是政治文化的认同，核心就是要增强各族群众在政治意识上的“五个认同”，1其中的基础则是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是五个认同中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巩固其他四个认同的必由之路，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要求。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要反对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和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两种错误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当代发展的价值追求，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方向，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政治属性的基本体现。要注意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营养。在民族意识调控上，我们反对某些学者危言耸听地断言“我国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并不在于那些实施恐怖袭击和制造街头骚动的少数极端分子，而在于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内心中的现代民族意识”[18]。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首先是对“现代民族意识”的污名化，因为在当代中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意识”是能够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以及民族相互间关系基础上的民族意识，是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民族意识，而不是西方民族理论中以单一实体民族唯我独尊“一族一国”的民族意识。同时，这样的判断也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污名化，因为即使是以苏联解体为依据，我们也无法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主体民族出身的领导人应该为联盟解体负的责任归咎到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等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头上。六是坚定不移地聚焦民族工作的“关键”和“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关键”。有学者把“阶级认同”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同”等同起来，把人们的思维导入了阶级认同与民族（宗教）认同二元对立的陷阱，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拨乱反正导致了“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这两个传统群体认同”对“阶级认同”的取代。[3]我们认为这样简单和武断的判断并不能成立。实际上，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应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个主张都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提出的探索路线，而“阶级认同”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对该阶级领导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就是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路线、纲领及方针的认同，更是对其本身领导地位及合法性的认同。所以，即使在我们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后，也不能说就瓦解甚或否定了各族群众对党的阶级认同，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同时，认同是有兼容性的，一个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数民族群众，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认同，这并没有什么认同的冲突可言。各族群众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来也没有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相反却因为我们党对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而更加坚固。这样的认同成就，自然也就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为此，习近平同志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毫无疑问，这就是新时代各族群众“阶级认同”意识的最好体现和终极表现形态。几十年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成就也反复说明了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正确性。只要我们各族群众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拔我们的民族关系，各民族间“语言不通阶级亲，民族不同心连心”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就会有充分坚实的政治保障。另外，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还明确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赢得民族工作的“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的新常态后，提出了我国已经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的基本判断。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民族工作”，我们还存在着不重视、不熟悉、不适应、跟不上的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泛，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关键是要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两头对接，探索建立跨地域协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动人口信息系统，做好各类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早日融入城市。要把城市民族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切实保障好散杂居和城市地区各民族的合法权益，教育和引导各族群众相互尊重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实现城市让各族群众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是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实践要求对以往中华民族理论成就的伟大创新和发展，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的理论指南。只有认真、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和把握好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基本内涵，切实按照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引领凝心聚力，全面系统地促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发展完善，不断巩固和加强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一致性，不断促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建设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共同精神家园，才能真正完成历史赋予我们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伟大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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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1000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里唱的真好。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是那么团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大地，中国人民团结奋战最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老话说的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难折断。”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在阵阵的轰鸣声中一栋栋房屋高楼在转眼之间都崩塌。许多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是团结让汶川站了起来，各大厂家纷纷捐出水和食物，许多明星和慈善家都捐出资金。为汶川人民建设医院、学校和家园就这样又让汶川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云南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地里的庄稼完全绝收，甚至于很多地方就连人民正常饮水都出现了问题。当地的人民不论老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不惜艰难跋山涉水到有水源的地方背水、挑水、驮水回家。这一情况后来被记者叔叔阿姨报道出来后，全国人民纷纷向灾区群众捐款捐水，以解决灾区人民生存问题。这真是印证了一句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这样靠大家和灾区人民的自救方式，旱灾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灾区人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的见证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个团结的大家庭，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向他伸出援手。

第三篇: 1000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共有56个兄弟民族劳动、战斗、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富饶的土地上。各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并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尽管各个民族之间在历史上以前存在矛盾与不和，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一向是历史的主流。中华各民族之所以能够融合成为团结的整体，并经历几千年的变故与动荡而永不分离，根本原因就是爱国主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起着作用。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构成、生存、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政治基础。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指引下，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赶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才诞生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社会主义祖国的成立，使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发生了质的变化，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正是这种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大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民族的联合和国家的统一，贴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必然表现为为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而斗争。古代史上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次大分裂以后又分别重归于统一的事实，是中华民族伟大向心力的生动表现。汉族的隋文帝、宋太祖，蒙古族的元世祖，满族的康熙帝，都为中国的统一建立了不朽功绩。

　　通过系统学习使我认识到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好新疆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工作对进一步推进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大的好处。进一步认清民族分裂主义本质和危害，分清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全面正确地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增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把热爱祖国，振兴中华同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一齐来。立足本职，脚踏实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向英雄人物学习，学习英雄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忠诚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尚情操;学习英雄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对工作精益求精的优良作风;学习英雄乐于助人，尊老爱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德;学习英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拼搏精神。通过学习英雄模范先进事迹，对照检查自我找差距，决心以英雄人物为榜样，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热爱本职工作，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第四篇: 1000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

　　摘要: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表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传播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生命力，关系到其文化整体的实现;传播影响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义的解读，并重塑着广大受众的文化认同选择。传播生态的改变造成的文化传承结构的失衡、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文化传承功能失位与价值迷茫、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重构，必须明确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强化其社会责任，努力拓宽信息传播渠道，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建构的空间，在加强信息监管的同时，注重发挥“意见领袖”的文化引领功能，努力建构起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传播学;文化认同;认同危机;价值体系;话语体系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个体对于自己所属的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具有归属感，进而能自觉获得、保持和创新所属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表现为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其实质与核心就是共同体共享的意义或价值体系［1］，它是维系不同群体、团体和组织的重要纽带，是实现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也是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身体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它或源于生产劳动，或根植于节日庆典，或附身于宗教民俗活动，以自在的形式将民族意识、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融入民族成员的生活血脉之中，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2］，作为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牵系着广大受众的心理情感和文化归属，实践着文化认同的基本功能，所以，“理所当然，它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建构精神家园，发掘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3］。全球化浪潮使各民族的文化联系日趋紧密，其裹挟而来的文化也冲击、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文化变迁，并对各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审美方式、文化行为和文化语境等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其内涵的惰性因子、商业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相伴而生，共同塑造着复杂的文化现象，使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成为重要议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凝结的过程，也是纵向和横向不断传播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开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认同便无从实现。体育的全球化发展，同样昭示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信息化的今天，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失范问题将浓缩为形态各异的镜像在媒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传媒也日益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动态表征，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再现和建构体育文化身份的主要途径与资源，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体育文化认同建构方式。基于我国对文化转型与文化建构的社会现实，本研究将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置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学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传播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互动关系视角考察了其文化认同问题，系统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失范的症因，探寻面向未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发展战略，将摆脱以往大多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相关理论研究的思路，更具一定的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

　　1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认真查阅相关“传播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文化认同”方面的著作28部，并在中国知网(CNKI)中，进行期刊的检索，其中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关键词，共检索到从2002至今发表的148篇研究论文，其中核心期刊46篇;以“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为关键词，检索到2001至今发表的79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32篇;另外将“传播学”和“体育文化”作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从2003至2015年51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23篇，相关文献资料为论文写作提供了理论参考，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共参考了7部学术著作和13篇学术论文。

　　2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征

　　2.1传播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体的有效实现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指出:“传播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证的手段。”［4］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传播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或者说传播成为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机制。在西方传播学中“communication”通常被翻译为“传播”，这其中不仅包含了“传出、播开”的意思，而且还具有“交流、交往、沟通、流传”等方面的意思。基于此，可以认为传播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5］。由于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体系以及这一体系的现实化”［5］。其中，“抽象出来”和“现实化”表明了传播是文化的本质，也阐明了文化的二维结构特征即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其深层结构意蕴着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心理状态，映射出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生活习惯等精神价值，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核心与精髓。表层结构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外显形态，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表现为身体活动同一性的规则、复杂的程序、怪异的服装和器皿等，并呈现出口头传统、表现艺术、运动形式、民俗礼仪、乡土游戏、节日庆典等多种表现形态。也正是基于传播过程中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整体解读，民族传统体育的“活态性”“民族性”“民间性”“生态性”“生活性”“娱乐性”“竞技性”等成为对其特征界定的话语表征。同时，基于文化的传播特性，可以认为传播是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但从传播学视域分析，文化传播的介质离不开符号系统，是精神内容和物质载体相统一的信息，同时也是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象征符体系，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象征符体系，保存和传达着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创造和继承着社会文化［1］。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外显的文化符号(动作、手势、姿态、规则、服装、器皿等)与内隐符号(民族特点、伦理道理、意识、情感等)的融合，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相统一，符号和意义相统一而构成的具有继承性和保护价值的象征符体系，并从整体上统合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层结构表达和深层结构诉求。从传播学角度讲，任何传播着的传统文化都是现实的，否则即为已经僵死或湮没的“死文化”，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现象，千百年来，在其传播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演绎、变迁、融合、创新，以姿态各异的形式附着于可见、可感的各种文化载体，并与现实生活相互交融，在各自的文化空间内，以鲜明的文化个性，予民族传统体育以生命力表达;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应基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性进行思考，并结合现实背景予以考察，结合其传播的当下维度，综合考虑影响其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传播环境和传播对象等诸多要素才更具现实理性。当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死文化”，如我国的蹴鞠、捶丸、投壶、苗族的穿花衣裙赛跑、打花棍、土家族的撒尔嗬、板凳龙等文化现象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致因分析，也有助于我们从侧面更加清晰的了解文化传播过程的症结，为当今的体育文化认同选择与重构提供参考。

　　2.2传播影响着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义的解读

　　根据传播符号学理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表征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器具用品、活动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都表现为一种符号［1］。而人类传播是一个以信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从符号学角度可以认为传播过程是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6］。作为符号的创造者和运用者———人，正是以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表物建立协调的关系，来传达、交流、沟通特定语境中相互间的目的和意图，以求理解和接纳［1］。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介质是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象征符体系，但其符号作为文化的表层结构或者说是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意义。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既存在于经历史沉淀而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中，又存在于处于一定历史时空的个体的主观理解之中。在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符号系统都有着为某一“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分享的意义，因此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如:藏族人民的赛马节、新疆的古尔邦节和民俗性特征如:壮族的三月三抛绣球、打扁担活动、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而由于人的表达过程部分地是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因此，作为独立结构的民族传统体育象征符号系统必然因不同的社会自然和历史条件而受到制约，而人们对它承载的内隐价值的解读也将会出现不断的变化，同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因民族和地域差异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藏族式摔跤为“北嘎”;维吾尔式摔跤为“且里西”;蒙古族的摔跤为“搏克”;满族、回族式摔跤为“绊跤”;彝族的摔跤为“格”。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承载的深层的文化意义都是历史的、变动的，存在于处于特定历史地位的人的主观理解中，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呈现出流动性、不稳定的特点，但其核心和实质是共享意义的交流、创造和理解。由于符号和意义的统一具有相对性，文化主体的随意性解读将使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发生变迁或异化，例如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的竞技化改造，其根源在于脱离了对传统武术所承载的深层文化价值的解读，而一味陷入对西方竞技体育表层文化的模仿，当然，这种误读或者说民族传统体育的这种变迁或异化究竟是源于传播者还是广大受众，亦或是传播环境的影响，我们暂且不论，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失范问题，应该成为相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研究的基点，成为我们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方面重要的致思方式，也有利于厘清当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扭曲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文化曲解”现象。

　　3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的传播症因解读

　　3.1传播生态的改变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结构失衡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以游牧文明、农耕文明、采集文明、藏传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结合而成的文化形态。在前工业社会，由于经济结构相对封闭、单一，社会生产方式落后，人们社会活动范围有限，信息传播途径与方式较为简单，以口口相传、口手相传为主的人际传播和以家庭、部落或族群为主的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此阶段，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生活经验丰富和体育技能水平高的乡土艺人，作为“意见领袖”，承担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角色，对外界信息起着重要的“过滤”和“加工”作用。由于传播范围相对局限，因此，不同体育文化间的竞争与冲突得以避免，不同体育文化认同间的张力无以展现，主体的文化认同选择无从谈起，可以说，传统社会的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顺应了此阶段社会性质和文化特征，表现出封闭性、稳定性和宗教性的特点。不同受体间以一种保守、封闭、自足和平静的心理状态参与着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以标定自己的民族或族群归属，这种对本民族或族群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性认同”，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延续性和持久繁荣，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自觉样态。“当代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变是在全球场中进行的。不同社群、民族、国家的文化再也不是封闭的，它们在全球场中展现。不同文化的这种全球性互动和高度相关，是新科技革命的产物，也是信息、网络时代的基本特征，显然，这是史无前例的。”［6］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巨变，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大众传媒以及数字媒体在体育文化传播方面建构起的庞大的、跨民族和国界的多方位传播态势，在携带海量的异域“体育符号资源”的同时，作为意义的建构者，“收编”或“统一”了大众的体育文化身份建构资源，使当代体育文化领域呈现出普遍的“文化媒介化”的特征，并且这种“媒介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宰制力量”［7］，正在对社会结构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加速推动着传统的单向体育文化传受模式向多中心、多维互动传播位移，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结构，催生了新的体育媒介时空。在时间上，拉近了历史或传统与现实或当下的距离，使得文化中稳定特征的再现具有当下意义，塑造着新的文化认同;在空间上，大众传媒压缩了空间，统合了基于一定地域的整体性社会生活过程，构造着新的“想象的共同体”［8］。可以认为，现代传媒的发展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改变了原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致使传统的“意见领袖”角色嬗变，社会身份式微。同时，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输入———输出”的节奏被打乱，致使“文化共同体”对文化符号的解读、调整与重塑的相对平衡的节奏被破坏，受众在对多样的体育文化符号进行着甄别、判断和使用的同时，文化的选择性得以体现，文化间的张力体验日益明显。原有维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共同基础的价值标准，伴随着受众重新的解读、修正与调适，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和瞬间性特征。那种建立在以情感、信仰等为基础上的、稳定的维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纽带被割裂，而被代以冰冷的、暂时的契约关系，统一的认同规范和框架被打破，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心智和期望从沉静、封闭、无意识的“原生性认同”，转向活跃、开放、自觉关注的“选择性认同”。由此而引发的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问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嬗变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错位的直观表现就是体育传播文化内容的同质化倾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以无可抗拒的势头成为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挤压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空间，受众对西方竞技体育表现出来的竞技性、公平性等价值标准和统一规则下的表现形式的认同，加速销蚀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基础。

　　3.2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体文化传承功能的失位与价值迷茫

　　韦伯通过对现性的分析，认为理性分裂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且工具理性已经日渐占据统治地位，而工具理性意味着对利益的功利性攫取成为了现代性社会的主导［9］。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加速了文化的去魅化过程，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消费社会文化符号的崛起，催生了“体育文化商品化”，大众体育文化日益崛起，体育消费文化盛行。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就是完全多元并且抛弃了单一规范的放任社会，在消费社会里，文化也开始商品化［10］，而这一文化转向，通过媒介传播更被无限放大。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国内媒介实现了从“事业”向“产业”的角色转换，传播范式开始从国际传播向全球传播转变，将满足国内多元文化需求视为运作的核心目标，并通过媒介技术、人才和资金等资源的全球配置与整合以及“全球本土化”策略下的内容生产与销售来赢取最大的市场利润。基于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各种传播媒介在“议题设置”方面的功能不断被强化，而作为媒介“守门人”的社会责任功能却不断被弱化甚至忽视，其提供的各种体育文化产品也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为争取更多的受众注意力资源，积极寻求与文化的联姻，媒介体育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经济”。在传播内容方面，大众传媒以体育政策、方针、新闻和赛事的宣传、直播和报道为中心，融合了外部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现象等，形成日渐趋同的西方竞技体育主导思想合力，在不断强调标新立异的同时，再造、改变、诱导着大众的体育文化趣味及追求，主导着社会主流体育文化“拟态环境”的形成。而具有浓郁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壮族的打扁担活动、鄂温克族传统的“来阔勒节”中的套马活动等，虽具有很强的民俗性、地域性和一定的健身性和娱乐性，但相对现代竞技体育，在内容的丰富性、竞技性、娱乐性和时尚性方面仍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广大受众时尚性体育文化消费需求，似乎已伦为“腐朽、迷信、落后”的代名词，在传播链中，得不到大众传媒的青睐，难觅落脚之处。根据H.布鲁默的“互动理论”，个体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其认知结构［4］。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空间”，主流体育传播媒介重塑的富有娱乐性、时尚性和观赏性的“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广大受众对现代体育的“等值解读”［11］，并不断修正对现代体育的“选择性认同”，致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消解与变迁成为必然，如侗族滚乱泥、回族堆人山、白族跳伟登等。同时，在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微博、微信、博客等媒介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广大受众作为“自媒体”，又无形中扮演者传播者的角色，乐此不彼地助推着这一文化语境的形成。

　　3.3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遭遇空前未有的传播全球性、传播科技化和内容同质化的危机。可以说，“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主要就是强势文化的过程，是以强势文化压制、排斥、甚至最终吞噬弱势文化为特征的”［12］。“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特殊性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给他人的过程”［13］。国外传媒集团尤其是西方跨国媒介集团，在激烈的全球体育文化竞争场域中，本着现代市场利益法则和运作逻辑，坚持西方竞技体育思想推广策略，秉承自由、理性、公平、竞争的现代体育观念，依托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优势和先进的传媒技术手段，假借“普遍”之名，冠以“当代性”“时尚性”和“全球性”伎俩，隐性地将批量生产并加以本土化包装的现代体育符号、信息输送给目标人群，实现了对体育资源的不断积累，并通过各种媒体仪式化、制度化、日常化的传播，获得了象征性社会权利的表征与再现，并逐渐形成一种体育文化霸权主义思想。与此同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空间不断被扭曲与压缩，文化格局被迫发生改变和重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这种态势，加速促进着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引导受众的认知趋同。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今日的体育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陷阱［14］。由于文化认同的选择同样是文化的比较与竞争过程，在西方体育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不断被“他者化”，甚至“妖魔化”，其民族性、本真性、传统性等不断被消解，并在发展过程中沦落为极致性地向西方体育普遍性模式的靠拢与模仿［14］。

　　4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重构

　　4.1明确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强化社会责任

　　大众传媒的文化表现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文化转型的未来走向。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是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控制性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逐渐成为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与资源［4］。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公共传播领域呈现出的缺失状态以及信息交流不对称的态势，媒体要发挥社会文明的传承功能，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性，深入了解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并对其深层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行探索，通过对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与包装，主动介入或干预体育文化的传播，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科学、合理的言说框架，通过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描述与不断追溯，进而吸引受众的广泛参与，重拾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弥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断裂，并实现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装置”，大众传媒在传播过程中，应同时兼顾效益与公益，加强体育文化传播的“把关”工作，做好媒介“守门人”，发挥主流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响应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不断强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现代意义，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伦理本位”理念引导，地方特色呈现、民族个性和审美习惯表达方面不懈努力，探索符合广大受众文化接受的传播方式，重新发掘和弘扬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加强国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理解和记忆，发掘和塑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体育文化精神。另外，在数字化传播时代，大众传媒应根据受众的不同特点，建立起形式多样而灵活的信息反馈渠道，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通过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专门的民族传统体育网站、建立官方微信平台等手段，在充分发挥报道权威、内容详尽、分析透彻等优势前提下，加强与新媒体的互补与融合，不断扩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形态。

　　4.2拓宽传播渠道，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建构的空间

　　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在信息传播方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两种传播方式尤其是组织传播，以自身的系统性、民族性、文化接近性等特点具有明显的传播效果。群体理论研究表明，相对稳定的群体对影响人们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其效果甚至要大于大众传播，并且有利于个人从群体中获得社会认同感。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或地域，它们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在不同群体文化活动中，群体规范一旦形成，将在个人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群体形成较为稳定、一致的文化认同;因此，应鼓励相关组织或群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实践活动，如近年来在全国广泛兴起的广场舞群体，同时各级政府基层组织要对本地域或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宣传和对外交流，并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推进文化传播的信息化建设，如建设专门的网站，使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相结合，并在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扶持，积极对接优秀的民间群体组织，因势利导，不断拓宽体育文化传播空间，促使更多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认同。教育传播作为重要的组织传播方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至关重要。但现代的学校体育教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陷入了对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模仿”。虽然，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指出不同地区的学校可以选用具有地域特色的内容［15］，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教材建设问题以及其本身的特点影响制约了其在学校教学中的应用和开发。在学校体育教育中，要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育的扶持力度，因地因时制宜，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开发，鼓励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器材、服装、规则的创新，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学校教育中的科学性、健身性，使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真正能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窗口，并使广大学生真正热爱并参与其中，不断提高文化认同感，并主动承担起本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责任。另外，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速普及，“文化媒介化”现代化转向会促成受众对多样体育文化的“想象性认同”，博客、QQ、微信等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尼葛洛•庞帝曾说过“数字化生存……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声音”［16］。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改变了大众传媒单向传播的态势，有利于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空间，为多样体育文化的交流与竞争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媒介环境下群体规范约束力的降低，群体压力的减小，会促使更多个体在网络空间寻求自我身份表达和认同的资源，而隐身于各种传播空间的“意见领袖”因拥有大量的“粉丝群”，通过对某一主题的上传、转发和评论，起到了“议题设置”的功能，在一定程度引导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走势，因此要重视“意见领袖”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中的引领功能，同时要加强信息监管，加快推进法治建设，不断提高传播者的媒介素养。

　　4.3建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发展繁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增强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对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内外兼修”“身心自然”等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要予以坚守，深入挖掘具有文化特色、历史底蕴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构建出一种整体的、符合现代社会公共诉求的、独具时代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价值观，使其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独特的“文化标签”［17］，成为能与“他者”体育文化平等对话的文化资本以及建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价值坐标，并使其在文化意义的承载和表征上与现代国家政府、社会公众群体紧密关联，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所承载的意义结构与人们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重新契合。否则，单纯为迎合外部世界的“文化想象”［11］，而进行的带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的盲目商品化，只会形成完全脱离生活的“假”文化和没有活力的“死”文化，背离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本质。另外，须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过程中，“不能消极地把保护工程看成是对濒危文化遗产的收容所”［18］。“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和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它具有界定事物、论述事物、解释事物、形成或塑造公共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的能力”［19］，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其文化影响日趋明显。文化传播主体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要树立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采用灵活多样的传播策略、手段和技巧，把控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动的合理张力，建立“文化对话”机制，逐渐消除和打破跨文化交流的隔阂与疏离，不断提升我国媒介体育的文化话语权，这样就可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从术语界定、意义诠释、言说方式3个话语体系要素出发，对全球性文化进行科学的、合理的选择性接受、合己性理解、颠覆性解释、破坏性重构和创造性发展［17］。

　　5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体的实现过程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相统一，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传播过程，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形成的实践过程。当然这种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这种文化认同也不是普遍的认同，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或因时间而变，或因空间而异，但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底蕴、文化因子却未曾改变，“本土犹如系物桩，拴住同一本土的人与时间连续体、历史共同体之间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情感、身份和主体文化”［17］，吸引着人们自觉践行着文化传承的功能。而全球化传播带来的时空压缩和混杂性，致使传播主体异位、意见领袖式微、传播内容同质、传播定位迷失、文化冲突加剧，彻底颠覆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结构，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维系功能被消解了。伴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传媒凸显在文化变迁中“舆论领袖”的重要性的同时，正加剧着“文化媒介化”态势，已成为人们赖以观察、认识世界并调整和选择自己行为的须臾不可或缺的参照系［20］。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碎片化、表面化的文化表征，解构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基础，致使广大受众体育文化身份模糊、混杂与流动，从而引发普遍意义上的认同危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在正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的现实基础上，基于传播学视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相关问题进行追溯、描述、解释、修正与创新，如何通过传媒建构起当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新表征，打破“他者”体育文化的禁锢与隔离，重拾“我是谁”“我们是谁”的民族传统文化坐标，进而重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信心，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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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1000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

　　【摘要】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特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概念，这是对费孝通先生相关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创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为指引，促进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全面发展，不断铸牢中华各族儿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建设工程的历程任务。这既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建设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001-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将之写入党章，相关论述和观点形成了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这个重大理论成果是结合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要求对以往理论探索成果的发展创新，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

　　 一、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两方面基本内容的再考察

　　 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演讲”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论断。[1]371996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又对自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2]有学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3]，并引证了该次会议上習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4]来说明习近平同志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肯定。其实这个论断既是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片面理解，更是对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国情观的误解。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内容上如果仔细分辨，其实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其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实体“自觉”与“自在”存在的两种状态理论。这个理论因为涉及到民族实体的判断标准及其自身的逻辑缺陷，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民族实体判断标准来看，金炳镐先生认为：“费老的观点没有说明民族实体和民族复合体之间的矛盾性，或者说他认为民族实体与民族复合体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详细考察民族实体概念5个方面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华民族虽然在这五个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实体的概念内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是属于次生形态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复合民族”[5]70。从叙事逻辑上分析，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说中的“自在”状态，也即“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是指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古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不可分割性在客观地形成与发展着，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整体联系，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状态，准确地讲只能定义为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性，而无法用民族实体来界定。更何况用“中华民族”来定义中国各构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体制下的中国民族叙事基本上都是纳入“天下体系”和“大一统”格局中来阐述的。这也说明了费孝通先生“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实体论断本身与民族叙事的历史性之间的逻辑冲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自在”说显然无法在概念内涵和历史实然性上满足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当然，指出这样的理论缺陷，并不等于我们就否认这个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内部联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其二是关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及构成状态的“多元一体结构”理论。费孝通先生在“泰纳演讲”中对该“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历程进行了详实可信的历史分析，并对其现实存在状态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3-4，并明确肯定了“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种情状”[8]36。我们认为这些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真知卓见才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大贡献。正如林耀华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1]9。有了这个工具和钥匙，就足以让我们把关于中华民族的实体概念与其整体结构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也足以让我们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形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经历的民族过程和建设历程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个理论创新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整体观上回顾过往、认识国情、创造未来都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理论框架和叙事体系。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多元一体格局”的本义所在。

　　 综上可见，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理论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属性方面，在对中华民族结构整体性研究上并无实质性的否定意见，也不存在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讨论的焦点是：是否承认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承认“这样的格局”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及其内部构成关系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中华民族实体属性已经形成的认可，否则习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华民族实体”的提法岂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要坚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尚未形成’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什么客观基础？”[3]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也与之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经形成，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有什么客观必要？显然，学术问题如果仅仅是依靠这样简单的质疑而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在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观与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途径问题。

二、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文中對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实体属性叙事判断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对中华民族自在状态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从本质上讲属于历史叙事方式的应然性范畴，而后者则是历史实践发展的实然性范畴。前者在话语体系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事实，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历史事实。物必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所以历史存在一般情况下也必先于叙事方式，这是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和一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然和应然状态的话语桥梁，也是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王朝国家体系下的“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历史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层次民族建设叙事的话语桥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对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实然角度讲，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华民族实然性发展的客观描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9]150。在开发疆土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区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内部社会分工的发达，民族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渗透，必然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民族的迁徒运动，也促进了民族族体在血统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离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及各构成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存在时期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些民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演变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构成民族在近代世界历史由王朝国家政治体系向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演变中，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都面临着国破族亡的共同威胁。外部压力是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向自觉状态转化的不可或缺的触媒和催化剂。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8]9-10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中华民族整体在面临强大的外部侵略时所发生的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的标志。觉醒意识的诉求则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外求独立，在国内构成民族层次上的内求平等。以革命领导阶级和纲领路线的差异为依据，为完成这个觉醒诉求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则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共同了缔造了属于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为我们考察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叙事体系和民族话语基础。可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千百年来在王朝体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构成民族间基于不同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需求互补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民族关系是其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所在，也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而近代以来在血火抗争中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历史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的实体建设也正在这个伟大飞跃进程中突飞猛进，但我们依然要谨慎提防某些断言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的论断。因为“苏联民族”轰然倒塌的“乌拉”声还在我们耳边回应，因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坚民族也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用公民权力就可以镕铸成铁、合众为一，因为即使是号称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临着北爱尔兰分裂势力的威胁，更因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民族层次上推进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事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实体建设历程是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在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历史进程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和重温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准确判断和科学认识。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1]214，并首次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建立”时期不同于“建成”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这些科学思想无疑为后来我们党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借用这样的话语逻辑，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出中华民族多元复合性实体“已经建立”但单一民族实体“尚未建成”的判断。1我们认为，这样清醒而又审慎的判断更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要求，在中华民族实体建设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成是重中之重，并为之付出更为坚苦卓绝的努力和耐心，扎实推进而又只争朝夕，多措并举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这项争取人心、凝聚民心、团结族心的事业做好做成。用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提升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我们尝试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三个阶段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特点：第一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存在阶段，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基本前提。第二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存在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王朝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转型过程中面临西方列强外部侵略而导致实体意识觉醒，从而为中华民族外求独立、内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国家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向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载体和实现途径。第三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存在阶段，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时期。“自为”阶段与“自觉”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对自身的存在和整体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掌握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对自己民族实体的形成建设途径都有了科学可行的基本思路。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站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建起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施工期。由此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实现之日，必将是也可能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形成之时。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对自己国家层面民族实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极大提升，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各族人民群众都以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作为自己的首要族属认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等基本特点。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

　　 建设工程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2]3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千百年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特征，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同志所指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华民族团结进步规律的深刻揭示，突出点明了处理好“一”和“多”关系的主线，揭示了“我国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奥秘所在，必将引领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大团结大进步。[13]这个论断也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为状态的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施工途径。

　　 一是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工作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多年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实践证明了的关于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工作经验的历次总结中。这些工作经验的总结成果，既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统一性、进步性要求，又满足了民族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会发展目标的与时俱进，又有民族纲领基本原则的充实完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阐述，1则是全面系统地对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经验及纲领、方针的最新提炼、丰富和升华，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实现了对新时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则的开拓创新。我们坚决反对某些学者把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这两次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件作为否定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质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甚至抹杀和取消我们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据。[3]我们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数民族败类自私自利、叛国卖国的丑恶行径永远也代表不了这些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意志，他们煽风点火、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实既不属于民族问题，也不属于宗教问题。我们绝不能按照他们的荒唐逻辑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些糊涂认识，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地宣告：“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语重心长地劝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这样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问题处理模式的伟大创造”[14]29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致的法律技术，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建构与民族平等、保护公民权利与尊重民族差异之间平衡的系统把握，及对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全面考虑。在该制度初创之时，我们党强调的是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的正确结合。此后，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不断深化和发掘对其优势的认识和本质的把握，避免和防止对其片面化理解和误读。1957年，周恩来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各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1992年，江泽民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后来，又增加了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统一，进一步丰富了该项制度的内涵。为了防止对该项制度认识上出现新的偏差和失误，2014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着重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为我们在新时期正确把握该项制度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方向。[9]51-52习近平同志指出：“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15]强调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并不是各占一半的机械结合，而是要和国家及自治地方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考虑两者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把握两者关系要强调自治多一些，是为了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和发挥好自治地方的自主权;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统一多一些，则是为了弥补民生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等市场经济体制的天然缺陷，加强和发挥好上级国家机关扶持自治地方发展的责任，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的需要。习近平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达赖集团、‘东突’分裂势力就打这个旗号，要求汉人等都退出西藏、新疆，包藏的祸心就是搞民族分裂。我们的同志不能照这个逻辑走！”[15]新时期我们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完善，充分体现了该项制度强大的生命力、科学性与适应性，也充分说明了其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三是坚定不移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从语义学讲，作为次生复合民族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等同于中华诸民族。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并不是指汉族或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统一体中所有的民族”[16]。形而上学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单纯地以为强调一方就必须要忽视另一方的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義辩证法的观点，也不符合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我们无法想象，抛开了56个构成民族的发展繁荣和民族关系的平等和谐，单纯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建设任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1强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在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钢筋铁骨，就是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不可摧的民族关系基石。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离不开“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些传统的民族政策话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的基本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体现和要求。这三者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体系之中，但他们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民族团结是促进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和要求。如果不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那么民族平等团结便失去了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17]178这些民族纲领在具体实践中具象化为民族政策时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比如在民族平等问题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尽量减少同一地区中民族间的公共服务政策差距，避免出现民族间的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导向人为制造隔阂、强化固化民族意识，强调要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来修订完善和制订出台政策。可以讲，这些对民族平等政策的发展完善正是与时俱进地实践民族平等纲领的深层次要求的充分体现。

　　 四是坚定不移地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民族地区无论从哪个层次和方面理解，也离不开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个核心概念。这些地区不仅具有全国其他贫困地区所面临的普遍性困难和问题，更具有自身一系列特殊的困难和问题。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多数产业低端化发展，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务半径大，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本高。这样的条件，没有国家和发达地区的扶持和帮助，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及其自身条件发展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逐步扭转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全局，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是我国实现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铸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民族地区只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与全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形成相对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共同体，才能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在依靠民族地区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减少。同时，还要求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抓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这个首要任务，抓好扶贫攻坚这个重点，抓好教育、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个着力点，以促进市场要素流动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贯通为途径，把发展落实到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增进群众福祉和促进民族团结上，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与科学发展的路子，显然体现了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政治性要求，显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群体性平等发展诉求的尊重与重视。

　　 五是坚定不移地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总体来讲，文化认同是具有不同层次性的差序认同体系，按照文化主体差异性而言，可以分为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国家认同——世界认同等基本认同层级。在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体系中则可以具体表现为个体认同（各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国家构成民族的群体性认同）——国家认同（国家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世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一般而言，低层次认同是高层次认同的基础和组成部分，高层次认同可以包容和引导低层次认同，并且各层次认同协调发展的基础在于支撑这些认同的利益认同机制的协调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谙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政治属性和深远意义。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要依靠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要解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问题。这是新时期党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各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这样的文化认同，不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首先强调的就是政治文化的认同，核心就是要增强各族群众在政治意识上的“五个认同”，1其中的基础则是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是五个认同中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巩固其他四个认同的必由之路，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要求。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要反对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和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两种错误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当代发展的价值追求，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方向，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政治属性的基本体现。要注意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营养。在民族意识调控上，我们反对某些学者危言耸听地断言“我国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并不在于那些实施恐怖袭击和制造街头骚动的少数极端分子，而在于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内心中的现代民族意识”[18]。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首先是对“现代民族意识”的污名化，因为在当代中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意识”是能够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以及民族相互间关系基础上的民族意识，是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民族意识，而不是西方民族理论中以单一实体民族唯我独尊“一族一国”的民族意识。同时，这样的判断也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污名化，因为即使是以苏联解体为依据，我们也无法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主体民族出身的领导人应该为联盟解体负的责任归咎到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等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头上。六是坚定不移地聚焦民族工作的“关键”和“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关键”。有学者把“阶级认同”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同”等同起来，把人们的思维导入了阶级认同与民族（宗教）认同二元对立的陷阱，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拨乱反正导致了“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这两个传统群体认同”对“阶级认同”的取代。[3]我们认为这样简单和武断的判断并不能成立。实际上，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应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个主张都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提出的探索路线，而“阶级认同”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对该阶级领导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就是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路线、纲领及方针的认同，更是对其本身领导地位及合法性的认同。所以，即使在我们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后，也不能说就瓦解甚或否定了各族群众对党的阶级认同，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同时，认同是有兼容性的，一个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数民族群众，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认同，这并没有什么认同的冲突可言。各族群众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来也没有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相反却因为我们党对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而更加坚固。这样的认同成就，自然也就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为此，习近平同志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毫无疑问，这就是新时代各族群众“阶级认同”意识的最好体现和终极表现形态。几十年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成就也反复说明了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正确性。只要我们各族群众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拔我们的民族关系，各民族间“语言不通阶级亲，民族不同心连心”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就会有充分坚实的政治保障。另外，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还明确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赢得民族工作的“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的新常态后，提出了我国已经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的基本判断。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民族工作”，我们还存在着不重视、不熟悉、不适应、跟不上的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泛，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关键是要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两头对接，探索建立跨地域协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动人口信息系统，做好各类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早日融入城市。要把城市民族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切实保障好散杂居和城市地区各民族的合法权益，教育和引导各族群众相互尊重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实现城市让各族群众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是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实践要求对以往中华民族理论成就的伟大创新和发展，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的理论指南。只有认真、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和把握好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基本内涵，切实按照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引领凝心聚力，全面系统地促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发展完善，不断巩固和加强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一致性，不断促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建设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共同精神家园，才能真正完成历史赋予我们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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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TOTHECONSTRUCTIONOFCHINESENATIONALENTITY——AlsoONTheTheoreticalInnovationAndPracticeDemandsOFXiJinping'sConceptOF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

　　 LiZhi，WangDongli

　　 Abstract：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inordertomeettheneedtostrengtheningandimprovingtheworkofthenationalitiesinthenewera，theCPCCentralCommittee，with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asthecorehascreativelyputforwardthescientificconceptoftheChinesenationcommunityonthebasisofcomprehensivelygraspingthediverseanduniquecharacteristicsoftheChinesenation.Thisisacritical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innovationofMrFeiXiaotong'srelatedtheories.Guidedbythegoalof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promotingtheall-rounddevelopmentofnationalworkintheneweraandconstantlyforgingasenseofthecommunityoftheChinesenationamongallethnicgroupsoftheChinesenation，itwillbepossibletocompletetheprocessoftheconstructionprojectfortheformationofthenationalcommunityoftheChinesenation.ThisisnotonlyaninevitablerequirementfordoingagoodjobintheneweraofethnicworkbutalsoabasiccontentofXiJinping'sconceptofthecommonsense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XiJinping;ChineseNationalCommunity;Nationalentity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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