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精选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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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与中南局第一次会议 篇一

1960年9月以后，中共中央恢复了1954年撤销的6个中央局。陶铸被任命为中南局第一书记。11月下旬，中南局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当时25岁，作为唯一的速记员全程参加了为期3天的会议。当年的与会者多已作古，我有责

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刘建勋、吴芝圃，上述五人分兼广东、湖北、湖南、广西、河南五省区第一书记。有中南局秘书长雍文涛、宣传部部长李尔重、组织部部长李立等中南局常委，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没有参会。列席会议的有司令员黄永胜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中南局所属五省区其他主要领导和分管农业的领导如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张体学和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延春、河南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等。第一次会议不在中南局机关驻地广州召开，而在郑州召开，原因是发生了“信阳事件”，河南省“五风”严重，中南局要帮助河南省委揭盖子。

河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1957年“反右”，正式打7.7万余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夏进行反“潘（复生）、杨（珏）、王（庭栋）集团”斗争，全省抓“小潘复生”20万人之多。“庐山会议”开幕之初，政治局常委确定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提到，“第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从中央到县委。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庐山会议”后，河南省委开展“反右倾”运动，两名副省长和六名地厅级领导干部受到严厉批判，分别受到撤职或降职处分。全省“受到重点批判的党员干部有32100多人，其中有16200多人被错定为‘严重右倾’。1958年至1960年，河南全省受到不当处分的党员干部就有11.21万人，其中县管以上干部3.08万人，占同类干部的27.5%”。（《河南“”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进行的“反瞒产”，河南省又一次成为全国的典型。信阳地区一马当先，当地群众生活雪上加霜。河南省委某书记在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上动员“反瞒产”时讲，他到信阳地区视察，看到有坏人把死人的尸体放在公路上威胁领导；一个老婆子夜间偷煮死小孩吃。这都是故意破坏的声誉。 1965年春，陶铸（右3）与王任重（右4）、刘建勋（右2）、金明（右1）、吴芝圃（左1）等在广州开会间隙散步（王正谦提供）

信阳地区发生大规模饿死人，地委发电报向省委报告。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在电报上批示，这是“坏人的破坏”，将电报归档封存，省委其他负责人再无一人看到。后来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到河南调查，曾问副省长王维群：“信阳地委向省里汇报信阳地区饿死人的电报，你看过没有？”王维群如实回答：“没有。”王从吾生气地说：“这么大的事，都不让你们知道！”（《王维群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饥饿惨状触目惊心

1960年春，河南灾情逐步暴露。卫生部和内务部分别向国务院汇报了河南的问题，副总理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向中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写出报告，上报中央。、刘少奇、均做批示。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说“我是总理，我有责任”。中央派中监委、中组部和公安部的领导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再次到信阳地区调查。6月至7月间，李先念专程到信阳地区调查灾情。在光山县，他发现社员的口粮、喂牲口的饲料粮都被强行收购去了，只好靠捋树叶、扒榆树皮充饥，一些农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得了浮肿病，而县里干部却搞浮夸，仍然宣称亩产万斤。李先念表示：干部如此严重的不正之风和由此引起饿死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到了郑州，李先念听取吴芝圃汇报，吴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的工作如何如何好，李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回到北京后，李先念告诉邓力群：自己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他还感叹道：“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李先念传》、《李先念年谱》等）

1960年10月23日凌晨2时30分，指示：通知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当天赶到北京参加会议。23日至26日开了四天会。中央领导听取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手里，他看后马上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5日零时10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陶铸专门谈了河南问题。（《传》、《年谱》等）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5日，中央又发出由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中南局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部署整个中南地区纠正“五风”工作。

会议召开前的11月12日，李先念和陶铸、王任重一起赶到信阳地区，针对大量饿死、病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保人保畜，生产度荒；半日劳动，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进行整党整社，纯洁组织，端正政策，转变作风。”（《河南省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南局第一次会议由陶铸主持。他准时到会，一进会议室，没等坐下来，就用湖南话大声宣布：“开会！”会上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讲话。他穿一件普通的中山装，热了就脱下来，表情严肃，多次哽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介绍了自己在信阳地区调查的情况：全地区16个县市中，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说到大量群众得了浮肿病，许多人被饿死、打死时，他心情沉痛。他说，中原突围，我军损失严重，有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我没有掉泪。这次在信阳，看到许多群众被饿死、打死，我流了泪。我们在路上见到的是人人戴孝，个个啼哭。李先念强调，对过去的错误要认真总结，接受教训，彻底纠正。

身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并没有在这次会议上作检讨，而是让分管农业的史向生代表省委发言，检查省委的“左”倾错误，特别是“信阳事件”的严重错误。史向生说：“省委在指导思想上丢掉了实事求是，靠的是主观主义，不顾客观条件，想抢先进入共产主义。脑子过热。脑子一热，不顾一切，脑子一硬，到处瞎碰。河南的‘五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愈刮愈烈，犯下了不可容忍的错误。”

当时，整个信阳地区死亡人数为100多万人，在全国高居榜首。我听了会上各位领导同志的发言，颇受震动。

吴芝圃对抗中央

就在中南局准备“揭盖子”的前夕，吴芝圃抢先下手，于11月初派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到信阳兼任地委第一书记。戴苏理上任后，于12月22日以信阳地委的名义向省委、中南局和中央写了《关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报告称：信阳地区16个县市，除一个是“二类”外，“其余15个县市都是三类，已经完全烂掉或者基本上烂掉，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同时，又提出了要像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撇开原有组织，“建立与健全‘司令部’”，“改组和健全‘参谋部’”，全面彻底夺取领导权。对于原有各级组织中的干部，要根据情节，分别采取集中整风、整训、特训及停职反省、撤职查办、管教反省、逮捕法办等办法进行处理。（《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这样，明明是共产风造成的灾难，被说成反革命复辟。这份报告于1961年1月1日以“中发4号文件”转发全党，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全国开“民主革命补课”的先例。信阳地委就以中央批示为尚方宝剑，对全地区的广大干部大施惩戒，逮捕了大批县、社、队干部。20个县的第一书记，逮捕8人，撤换查办、管教反省7人，停职反省4人，继续工作仅1人。全地区被开除出党和锒铛入狱的干部高达1000多人。随后，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仅据中南局的统计：“民主革命补课，河南处分了23万人”，而同期湖南则处分了 21000人”。（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面对省委的高压，一些基层干部只得选择以死抗争。唐河县县委书记毕可旦被逼得走投无路，于1960年11月22日凌晨，夫妇两人带领4个孩子排队投井。信阳地区的某村有23名老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个人联名给写了一封血书，请求赶快救救他们和群众。血书到了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手中，被他扣压，他还要严肃查处“肇事者”。陶铸后来得知此事，震怒不已。戴苏理还借调部队，集中关押了信阳地区约20万名农村基层干部，对他们进行“特殊训练”。据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回忆：抓了那么多基层干部，一路上“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说基层出了坏人了，开上汽车、拖拉机到下面抓基层干部，大热天粮仓是空的，把人抓了关到粮仓里，还死了不少干部”。（王庭栋回忆《河南省反‘潘、杨、王’事件》，张林南整理）

后来刘建勋调到河南得知此事，要求戴苏理立即放人。二人发生激烈争执。“据信阳行署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来的人放了，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引自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回忆录）

中南局第一次会议结束时，陶铸做长篇总结讲话。屋里的暖气很热，讲到激动处，陶铸把外衣一脱，只穿一件衬衣，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表情和手势都很丰富。他把对“五风”的认识分为三类：一类是先知先觉，、党中央在大家都没有发现前，首先发现了这个错误，及时向全党指出，领导全国来纠正错误。和中央领导是先知先觉者。二类是后知后觉，他讲包括他自己在内，绝大多数人在指出以后，认识到了、并能按照中央指示来纠正错误，是后知后觉。第三类是不知不觉，少数人在、党中央指出问题以后，仍坚持错误，执迷不悟，这叫不知不觉。对于纠正“共产风”、进行经济退赔的问题，陶铸态度坚决。他讲：“平调农民和生产队的财物，是不义之财，必须彻底清算，坚决退赔。就是贷款也要退赔，倾家荡产也要还债。不这样做，就不能取信于民。”副总理谭震林后来公开表示，“破产还债”是陶铸的发明，我们都要坚决执行这个办法。

整个会议严格保密。在会议间隙，有的领导秘书问陶铸秘书，是否可以进去听会，均被婉拒。作为这次会议唯一的速记员，我用宽格子速记专用稿纸记下了与会者的全部发言。会议一结束，领导就让我即刻将记录交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保存，后来也没有再让我做过整理。会议结束后，全体人员移师信阳，进行实地考察。

1961年1月19日，又派身边的秘书、翻译和警卫在内的13名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了解情况。他们到郑州后，吴芝圃和赵文甫却突然通知他们，省委决定让他们改去许昌地区。（《传》、《年谱》和《真实的――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等书，中央文献出版社等）

1月25日至2月12日，陶铸、王任重在郑州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揭露省委所犯的“左”倾错误。陶铸针对恐右病大声疾呼：“我不怕方向、道路错误。我怕水肿、饿死人！”会议的后期同时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吴芝圃代表省委做了检讨。2月3日，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由于第一书记没动，收效不大。

3月下旬，又来到河南荥阳县调查。4月10日，率工作组到河南长葛县蹲点。、都向中央写了报告。3月25日，刘少奇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关于河南省整风问题的反映》中，给陶铸、王任重、吴芝圃批示道：“河南整风运动中对干部的打击面是很宽的。必须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并且在不损伤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把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挽救过来。这需要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细致复杂的工作。”（《刘少奇年谱》）

中央采取了组织措施

6月1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最高领导下决心变更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深夜在中南海召见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通知他到河南救灾。随后，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正式与刘建勋谈话。邓小平对他说：“建勋啊，你命苦，19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引自霍泛、李友九等人的回忆文章和复函，《刘建勋纪念文集》和《刘建勋陈舜英画传》）

会议结束后，刘建勋即单枪匹马赶赴河南主持工作。7月22日，党中央正式任命刘建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继续兼任省长。1962年4月，党中央免去吴芝圃的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职务，同时免去史向生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调北京农业大学任常务副书记、副校长。4月以后，河南省委先后做出给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的决定。

新的河南省委班子提出了“抗旱保收，生产度荒”的方针，1962年5月3日，河南省委发出了《关于借地的通知》。“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省委决定，除原有自留地之外，生产队可借给每个社员2―3分耕地，部分盐碱、沙荒及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可酌情借给每个社员1亩左右的耕地。借地使用期为5年。还实行宽松的小段包工和记工方法，采取了精减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恢复各级供销社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1964年到1965年，河南省国民经济终于全面好转。

（作者曾任新乡地委和新乡市委副秘书长，刘立强帮助整理）（责任编辑丁东）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篇二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蚜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提名叫，喳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岈山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到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

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汇报。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

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五、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 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李立，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杨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一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9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就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时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时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不要再说啦。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宜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 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1993年写于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