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定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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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刘易斯拐点 篇一

什么是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首先提出的，是“二元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的标志性节点的俗称。

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假说，即经济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第一阶段，农业中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工业部门吸收过剩劳动力；第二阶段，农产品逐步出现短缺，工业贸易条件恶化，转移工人工资开始上升，工业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进程减慢；第三阶段，工业在继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农业的剩余可以满足工业部门的需要，而且农业中的商品化过程也在加快。等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二元经济”不再存在。

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要经历两个拐点。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扩大，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继续吸收劳动力转移导致工资水平提高，由此产生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此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提高，直至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不存在实质性的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消失，长期发展的任务结束，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到来。俗称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二元经济”不再存在的那一点。

需要注意的是，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一个时间段，或者说是一个时间区间。

判断一国或一个经济体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主要依据三个指标：一是劳动力供求相对规模是否改变；二是劳动者工资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三是城市化比例是否达到一定水平，也即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否已经转移到城镇等。

“人口红利”是出现刘易斯

拐点的基本条件之一

“刘易斯拐点”到来前，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拥有“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时，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得以提高，但是因为有存量的失业人口，也即来自农村的过剩人口大规模地参与就业竞争，使得社会工资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种状况会产生两种效应：第一，由于工资率低于生产率，能够为工业投资带来超额收益，从而构成不断投资的长期激励；第二，由于城市务工的收入高于乡村务农的收入，从而激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在两个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就业机会迅速增加，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将沿着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迅速前进。

因此，只要农业与工业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差距，就一定存在农村剩余人口不断流向城市的工业部门的现象，以及由此对工业部门投资产生的不断激励。

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维持稳定的工资水平，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第二，在农村过剩劳动人口消失之前，借助政府干预提高工资水平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产生激励，但却会对城市工业投资产生负激励，因为伴随工资水平提高而来的必然是投资收益的下降。而随着城市工业部门投资下降，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的能力也趋于下降，政府旨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努力将因此而遭遇失败。除此之外，城市工业部门在工资上涨压力下还会选择投资于那些用工少的行业。如此，即使经济增长了，也不会对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产生积极作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大部分“二元经济”的国家里，原本就不具备工业投资结构性调整，即产业升级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充足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要素的充分供给等。

另外，产业升级除了要看产业是否进入衰退或创新发展阶段之外，还要看是否具备国际国内环境，国内外的有效需求才是拉动产业升级的原因和真正动力。即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根据国际经验，“人口红利”还与人口增长相关。工业化早期，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升，人们基于收入增长的预期就会增加人口生育。同时，饮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使死亡率下降，死亡率与出生率的失衡使人口得以增长。欧洲在刘易斯发展模式的第一阶段，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在第二阶段，人口增加了近3倍。也就是说，在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人口增长的激励；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故不会发生工资大幅上涨的预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动力强劲，资本积累增大，工业化进程加速，国家竞争力提升。

中国是否已迎来刘易斯拐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红利”特征极为显著，目前中国是否已到达“刘易斯拐点”？对此，学术界存在分歧。

分歧来自对中国经济的复杂性、结构性以及对时间段的不同理解。在静态背景下考虑到当前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动态背景下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析出效应，则中国在短期还会保持某种程度的劳动力优势。同时，通货膨胀预期会诱发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压力，用工成本上升似乎不能完全归于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逆转。然而，考虑到发展中的长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即使中国当下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也已经逼近劳动力供求平衡、真实工资渐趋上升的阶段。从供给看，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呈现出逐年下降态势，而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与非农化需求的“脱节”程度正在拉大。从需求看，经济持续增长导致国内资本急剧积累，而经济全球化又导致大量境外资本流入，资本累积和市场化改革深化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渐趋增大。从真实工资看，劳动力价值是由劳动者维持自身和家人生活需要以及参与教育培训等开支决定的，随着社会发展，劳动者的生存、发展和享受资料渐趋拓展，真实工资水平也必然会不断提升。

“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影响

“刘易斯拐点”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同时也会产生积极效应。

收入分配效应。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逐步转变，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的优势更加突出，其剔除物价因素之后的真实收入将持续快速增长，必将对缩减中国的劳资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产生积极作用。在劳资差距层面，劳动者谈判能力的增强和真实工资的提升，会改变劳动者报酬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持续降低的不利态势；在城乡差距层面，农民工真实工资提高将连同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共同构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差距逐渐收敛的长效机制；在地区差距层面，东部地区的用工成本上升，会导致更多的企业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来调整空间布局。

内需刺激效应。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投资―出口导向，投资驱动面临资本供给约束、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资本产出转化为消费的挑战，出口导向使中国经济对境外经济高度敏感。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促使发展成果充分转化为国内居民的福祉增加，中国急需将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化为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主导的增长方式，实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居民收入在连续、稳定地增长。在此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伴随着劳动者真实工资的持续提高，考虑到劳动者的群体数量和消费函数，则其工资和收入增长无疑会为国内需求启动、发展动力转化提供有力支持。

创新激励效应。中国经济和微观企业均有着过度使用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要素组合效率贡献度偏低的特征。在“刘易斯拐点”逼近的情形下，企业依靠劳动密集使用来形成竞争优势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企业必须改变要素组合才能增强核心竞争力，技术、管理等层面的创新必将成为企业的自发选择，而国民经济也将随之从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阶段转向要素组合效率提升的“集约”阶段。

结构优化效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工业化率不断提高、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急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在劳动力充裕且廉价的背景下，选择传统制造业来开展国际贸易、驱动经济增长是理性选择。然而，在“刘易斯拐点”逼近的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尤其是东部的劳动力资源却越来越难以支撑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据此，我国在加快产业梯度转移来维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同时，必将更加积极地发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依靠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来舒缓要素供给压力、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综合自高帆：“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孙时联：中国经济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张丽宾：“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篇二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收入分配；转型升级

一、“刘易斯拐点”的概念

“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是从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刘易斯（1954）依据古典学派的传统，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设：（1）劳动力无限供给，即人口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数量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较大的部门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并且即便劳动力的价格降到仅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劳动力的提供仍然超过需求；（2）二元经济结构，即发展中国家由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组成；（3）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变，即由于两部门的发展是独立的，农业技术的进步可以保证现代部门能够获取无限劳动力。

在三个假设的框架下，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资本家剩余的使用，也就是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现代部门吸收传统部门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随后农产品逐渐出现短缺，对工业贸易产生影响，从而提高了转移人员的劳动报酬，这是第一个拐点。此后，现代部门继续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不断扩大，同时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直至与现代部门相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此时，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一元经济基本形成，第二个拐点到来。而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第二个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结构趋于同质化。

二、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研究

近几年，沿海省份接连发生的一定程度的“民工荒”，全国出现了“涨薪潮”现象，引发了诸多学者对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 蔡（2007）结合GDP增长率和生育率，通过对2004年全国劳动力的数量研究指出农村至多存有5800万（40岁以下）劳动力，剩余率仅为11.7%。 随后，蔡（2010）又指出，2005年（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至5000万，仅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0%。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贺蕊莉（2013）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的收入分布变化及趋势进行评估，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初期阶段，但其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局限性。吴要武（2007）从非技术劳工的工资水平变化、非正规的就业量变化检验得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阶段，我国需要应对产业升级。

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中国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10）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农业中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大，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才能说“刘易斯拐点”来临，但这个拐点可能会出现在2020年以后。Minami和Ma（2010）分析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力，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余宇新、张平（2012）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测算出我国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均资本量呈显著的正相关，资本收益率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周燕、佟家栋（2012）结合中国开放的经济特征与二元经济转型的特征，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远未结束，外部冲击、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匹配等是造成中国式“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Kwan（2009）从数量标准出发， 邓、王建（2012）认为照搬刘易斯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会产生偏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虽然在逐渐迫近，但并未真正到来。

三、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总体而言，国内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研究是基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估算或经验之谈，并且在论证是否跨过拐点的过程中大都没有明确说明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其实“民工荒”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民工荒”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从而导致高龄劳动力的比重上升，相对的，新生劳动力的比重就逐渐减小。另外，随着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从事基础劳动的人口数也会逐渐减小，这都可能是“民工荒”的原因。首先，有必要重述 “刘易斯拐点”侧重的是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二个拐点，只有突破这一点，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任务及二元经济结束并实现了协调性转型。另外，由于中等国家的发展必定会经历“刘易斯拐点”，根据概念，它的到来通常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1）劳动力供给；（2）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经济由二元过渡到一元。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结合这两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层层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数量大幅缩减，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对于这个问题，几年前大多数看法是存在1.5～2亿的剩余劳动力。而蔡等人的研究剔除了40岁以上6000多万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并且将2亿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的人员全部作为转移劳动力，得出剩余率只有11.7%，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在未来必定会有所下降，几乎只占社会总劳动力的5%，因此也必定会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其次，40岁以上难以转移的劳动力完全可以替代部分现有农业劳动力，那么剩余率将会再次提高；最后，2亿的外出打工者虽然由农村流向城镇，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缺陷及对地方的保护，他们中只有少数优秀的人拥有城市户口，多数人随时会返回传统部门。这样看来，农村剩余率不止蔡所说的11.7%。同时，蔡（2010）认为人口红利仍能发掘，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达到供不应求的阶段，这与他自身的观点有悖。截至目前，根据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信息，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由此有关机构和专家预测，将来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持续减少，但是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是呈增加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有所下降，但是总量是保持持续增加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通过推进城镇化和产业升级，促进劳动力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从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也就是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期。而片面的以 “民工荒”为论据论证我国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也有失偏颇。根据岳少雷（2012）的研究，“民工荒”只是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表现，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实施严格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从而使劳动力供给速度逐年放缓；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提高了农民的福利水平，这进一步影响了对外输送农民工的数量，而这一群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构成廉价劳动力的主力；另外，4万亿的经济刺激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很多曾经在沿海工作的中西部农民工也开始逐渐“回流”。

（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国中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工资福利待遇的巨大差距。通常，在这种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中，一级市场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作业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二级市场的工资则较低，工作条件也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个人升迁机会更是非常渺茫，很多时候即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也无助于提高劳动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市场流动。而在我国，这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下所隐藏的中国独有的制度体系更是约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坚实壁垒，城乡间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水平制度、就业政策、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等都拉大了城乡劳动力在就业领域、经济权益领域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融合。

随着近几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截至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8%上升为52.6%，但是具有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仅为36%左右，高达2.6亿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到城市之中。按照国际经验，预计在2010～2025年期间，我国的城镇化率才能达到70%，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马爱玲（2012）研究得出 “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同时必将伴随着库兹涅茨转折点，然而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存在，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还无法达到库兹涅茨转折点，使得我国仍然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端而并未越过顶点。

从官方公布的近几年的基尼系数来看（如表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回落的趋势，但总体上已超过了国际规定0.4这一警戒线。另外，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时还需加入通货膨胀这一要素，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城乡居民的实际工资，从而给人一种工资差距不断缩小的幻觉。因此，从一些学者得到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还要超越这一水平。考虑到中国特有的情况，虽然国内还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但是在目前经济转型、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这个水平的贫富差距也足以引起相当的重视。

四、政策和建议

毫无疑问，对于我国）白话文●www.baihuawen.cn（，经历“刘易斯拐点”只是迟早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来临之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以缓和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实现经济顺利协调转型。

（一）完善政策制度，融合二元经济

制度变革是彻底推进经济转变的根本。要有条件地开放城市户籍，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将有稳定就业和拥有住所的农业人口?

（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

“刘易斯拐点”的逼近使得农业劳动力的价格不断增长，粗放型经济也逐渐丧失优势，因此应该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积极鼓励高新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环境和条件，实现我国经济环保、高效的内涵式增长。

（三）提供技能培训，提高劳工素质

集约型经济需要中、高素质的劳工来支撑，而传统部门的农民工所接受的教育普遍较低，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通常无法与岗位需求相匹配。农民? 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定补贴，增加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W.Arthur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

[2]蔡。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02）.

[3]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04）.

[4]贺蕊莉。刘易斯拐点还是沃尔夫森极化[J].农业经济问题，2013（05）.

[5]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人口与人力资本研究，2007（06）.

[6]周天勇。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来临[J].江苏农村经济，2010（11）.

[7]余宇新，张平。资本积累视角下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09）.

[8]周燕，佟家栋。“刘易斯拐点”、开放经济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J].南开经济研究，2012（05）.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两个刘易斯拐点之间 篇三

仅就“刘易斯拐点”而言，我们未来面临的将是高增长、高通胀的十年。

新年过后，用工荒蔓延开来。缺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珠三角、长三角，而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挡车工、车位工、缝纫工、印染工、抛光工、钳工、装配工、焊工、电工等工种，月薪4000元以上。薪资大幅--度上涨，岗位超过求职者， “刘易斯拐点”的证据终于来了。

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刘易斯，并非最早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学家，却是阐释后起经济体发展路径的集大成者。“二元经济”期间，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相对传统农业的扩张过程，这一过程g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直至出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转移完毕，便进入了“二元经济”的第二个阶段，劳动力短缺阶段。

劳动力由富裕到短缺，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刘易斯拐点。其实，在刘易斯的描述中，还有第二个拐点存在，那就是由劳动力紧缺到重归一元经济的商品化状态。两个拐点间，劳动力紧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人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工人工资提高的上限是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的边际生产力。这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我们即将面临的过程。在日本，这一过程持续13―15年时间，韩国更长达近20年。

日本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发生在1960-1961年间．其表征是日本产业总体工资上升率1955-1960年间平均为5.6％，1960-1965年间则达10.4％。从1955年至1965年，日本产业总体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更能反映出紧缺带来的劳动力价格上涨，1961年，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的45％，1975年则涨至58％，一个历史性的高度。在韩国，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局面。与此相对应，自1982年后，韩国制造业工资开始出现大幅增长。特别是在1986-1990年的5年间，其制造业工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1976年为32％，到了1996年达到47％。而我国，拐点未到前，在工业化加速的进程中，劳动报酬占CDP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局面，从2000年51.8％盘下滑到2008年的46.7％。这将构成薪酬上涨的起点。

刘易斯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间的经济现象显然不止于节节上升的工资。制造业工资提升了，薪资上涨势必传导到更多的部门，实际上用不了多久，高层次的职位也将面临用工紧缺，全社会的薪资水平水涨船高。工资上涨拉动消费，需求拉动型通胀不可避免。而厂商为转嫁成本计的提价行为又促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胀。反观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的日本和韩国情况，二者均出现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即高通胀和高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情况。日本CPI从1960年的0％上升到1963年的7.66％，韩国CPI从1987年的3％提高到1991年的9.3％。同时期全球范围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通胀。并且，通胀过程与工资上涨如影随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日本在1962年CPI超过5％之后，10余年时间里从未下降到这一标尺之下，更在1974年石油危机期间突破了10％的恶性标尺。只是在薪资停滞后，物价才稳定下来。

“刘易斯拐点”当然也和经济增长率有关。物价上升，货币政策承受压力，此前的投资推动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要打折扣。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上涨又给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刺激国内消费，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并且，由于刘易斯第二拐点尚未到来，薪资水平还给企业积累留有余地，也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参照日本和韩国在GDP增速上的数据，日本在第一拐点出现的10年后还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韩国增长率1995年尚达到7.8％。只是在第二个拐点到来后经济奇迹才销声匿迹。

不妨作此结论：仅就“刘易斯拐点”而言，我们未来面临的将是高增长、高通胀的十年。

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影响与对策 篇四

摘 要：目前，学术界对“民工荒”、“涨薪潮”、“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这一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主要说法有以下四种：正在临近、提前来临、没有来临、不会突然来临。而对于如何应对刘易斯拐点，似乎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对刘易斯产生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了面对刘易斯拐点应采取的对策，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理论和决策支持。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影响；对策

一、刘易斯拐点产生的原因

根据1972年刘易斯发表的《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可以知道刘易斯拐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当二元经济发展从第一阶段转变到了第二阶段，劳动力从无限供状态给变为了短缺状态，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劳动力短缺的原因，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逐步开始上涨，这时“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基本相等时，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总的来说，刘易斯拐点就是指发展中国家从古典经济条件转变到新古典经济条件的过程中出现重大转折点的时间段，其最明显的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过剩逐渐转为短缺。在学术界有一种大家都默认的说法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可称为农业产出的短缺点，“刘易斯第二拐点”可称为农业的商业化点。

二、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影响

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都会伴随着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对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亦是如此，既然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已经无法避免，那么清楚认识它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必做的功课。“刘易斯拐点”是把“双刃剑”，它的到来不仅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1.刘易斯拐点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是农村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将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推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平衡中国经济结构、加快化工业和城镇化进程，走向新兴工业化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增长。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将得到较快发展。二是推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也会改变区域经济关系。相对而言，发达地区资本丰富、劳动力稀缺；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拥有更多人力资源的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地区，更加凸显其劳动力禀赋的优势，增大了这些地区的竞争力。三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引起了农民工工资的普遍上涨，这必然会增加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上升会改变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关系，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结构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化。同时，由于农民工在非农部门的收入增加，会加大对农业劳动的资本投入。这就意味着将会出现以资本投资逐步替代劳动投入的现象。四是改善收入分配形势改善。农村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从而刺激国内消费。也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会发生转变。

2.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对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劳动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稀缺性资源后，劳动力供求关系将发生变化，劳动者不仅会在物质上有更高的要求，在精神上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为这些原因，劳动者跳槽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这将会使劳动者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从而影响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甚至社会的稳定性。二是刘易斯拐点来临后，必然导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企业为确保利润，会将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导致商品的价格急速上涨，从而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并且这种上升短时间内是很难调节下降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货膨胀将成为一种常态。三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使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功能显著减弱，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导致失业困境。四是劳动力流动将很难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向技术进步、知识增加等方面寻求突破，这就会导致企业对技能型，知识型，复合型劳动者的争夺将更加激烈。

三、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对策

1.宏观――政府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对策

一是拐点来临前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吸纳更多剩余劳动力。大力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制定相应的帮扶政策，在农业生产领域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并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的政策措施来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以此拉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二是加快制度改革，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从而形成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劳动用工制度，创新相应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加快配套改革，消除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取消城市户口背后的利益驱动，并用渐进式做法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来降低农民工身份改变的制度成本，逐渐给予农民工各种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三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农业科学发展。由依靠劳动力逐渐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由粗放式经济发展转移到内涵式经济发展，鼓励就业型的技术创新。在农业部门更多的推广农用技术，引进资本，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步伐，完成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向现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的转变，同时大力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出低工资与产业结构低端化的恶性循环，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办“家庭农场”。四是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通过加强教育改革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并培养高技能型人才；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培训教育，全面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使农村居民子女都能接受普高或职高教育，成为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动者。

2.微观――企业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对策

一是为了保持企业的稳定性，减少因刘易斯拐点到来技术工人流动频繁造成用工荒而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需要培训适合企业自身设备和技术条件的技术工人，并给予这些技术工人应有的待遇，地位和发展空间，培养并留住属于自己企业的技术工人。二是企业选择性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淘汰落后技术设备，使企业的自动化、机械化水平得以提高，逐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也可以通过创新技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降低对一般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三是既然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可避免，那么企业就应该了解这种通货膨胀的规律，研究政府会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通货膨胀，科学地预测通货膨胀会带来的后果，科学制定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做好预防工作。四是合理规划人力资源。制定合理的薪酬体系，使员工的待遇和前途与企业的发展密切相连；注重管理的人性化，做到以人为本，尊重员工，让员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决策中，倾听员工的心声，考虑员工的建议，为员工制定科学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形成能令员工引以为豪的独特的企业文化，让员工以本企业为荣，加强企业的归属感、吸引力和凝聚力；合理制定规章制度，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邓鸿勋，陆百甫。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工、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2]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开放导报，2007（6）.

[3]侯风云。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估计及外流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3）.

[4]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A].载刘易斯1983/1989.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54.

[5]农业部课题组。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