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最新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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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论文 篇一

〔摘要〕在异国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同时，书写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建构异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异国形象实际是在研究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叙事中，文化是创造异国形象的一个结构性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跨文化的异国形象里，凸现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描述，显示了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形象“再现”,在这个“再现”里，实际体现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不再是对异国现实的简单复制式的描绘，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文化关系中的一个“想象性再现”,在这个想象性再现里，透视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较文学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异族、异国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异国形象的建构由此上升为一个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文化的表征。

一、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异国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看法和态度。同时每一个被描绘的国家也都有许多侧面，选择其中的一个侧面来代表这个国家也不

仅仅是文学问题，其背后一定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论文。研究异国形象，文化问题总是作为形象形成的大背景以及形象形成的意义和原因出现的。事实上，异国形象研究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可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创作者对一个不同文化的总体认识和态度，同时又代表着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观照，是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言说，它涉及人物、物质精神生活、观念思想等。形象不仅展现了与本文化相异的他者文化的某些特性，也传递着形象建构者的信息。1951年，卡雷明确提出形象学的研究原则，指出在研究事实时不应拘泥于考证，而应注重“研究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1〕。基亚进一步归结为：“不再追求总括性的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民族的神话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又是怎样生存的。”〔2〕显然，两位学者都意识到“他民族神话”或“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对异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诠释的情况。这就

给当时已趋呆滞的实证方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使传统的国际文学关系影响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20世纪60年代，形象学进一步发展。德国学者胡戈·迪塞林克开始提出扩大研究领域、注意视角转变的问题。他对“形象”和“幻象”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象”或“幻象”,亦可称“异国形象”,是一种“人为的形象”〔3〕,要求研究者对“人为的形象”深入探讨，发现和确定该形象的形成过程及根源；“正确提出有关影响的问题且力求寻出答案”〔4〕。这里强调的是对“形象”及“幻象”的研究要包括求证其影响方式，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罗列。这一探索和思考体现了异国形象研究背后哲学和文化的普遍性研究更为关注的问题，凸显了异国形象研究的文化构成。另外一位对比较文学或者说对比较文学形象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学者巴柔。1989年他发表的《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被认为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里程碑。他在文中真正明确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此定义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真实地描绘出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事实上，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显示或表达出形象塑造者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也可以说，形象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在场成分的描述(对异国的理解和想象),这些在场成分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异国),替代了它，也置换了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因此，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5〕

其二，形象是一种象征语言。形象是可以用来言说和思维的象征语言之一，其作用是说出跨人种、跨文化的关系。在言说者、注视者社会与被注视者社会间的这种关系主要具有反思性、理想性，而较少具有确实性。这种人类学实践意义上的形象在我们称之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所以它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6〕

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注视者审视被注视者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建构了异国形象，此异国形象同样也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东西，即“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正如让-马克·莫哈所指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7〕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已经转移到对文化给予高度关注。与此相应，形象学研究所处理的文本也从文学文本的范围扩展到文化文本的范围。文学文本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的关系不仅构成互文相涉，而且是同一个文化想象的不同表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

二、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

形象是? 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和对立关系上，而这种差异对立关系，又被结构到整体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异域形象的意义体现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其产生与交流，都必须分享与遵循该文化中特有的结构原则，这一结构原则是由差异系统构成的。

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既然他者形象是一种文化描述，那么形象的符指关系永远都会多少被习俗所限定。社会、文化规约解释、担保了形象的传播及其有效性。〔8〕形象创造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本国文化，以本国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异国文化。这种对本文化的依附现象正是观察和创造异国形象的出发点。就西方的中国形象而言，西方二元对立的原则，构成一个总体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础，而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则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的意义语境。西方不同语境下产生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他者。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关系。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种社会想象，是协调权利的话语或整合权利的意识形态，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批判的立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文化。西方对东方的再现“,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9〕。因为形象建构者一般都是以自我文化认同为基础来对异文化进行审视和改造的，其先在的文化视域决定了他如何建构叙写异国形象。通过他者形象的创造，其背后的文化动机得以凸现。法国学者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形象研究的重点：“事实上，所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形象学研究一般都注重⋯⋯研究创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0〕简而言之，我们研究异国形象实际上研究的是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参考文献〕

〔1〕卡雷。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1.

〔2〕基亚。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06.

〔3〕〔4〕胡戈·迪塞林克。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0,83.

〔5〕〔6〕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6,157,158.

〔7〕〔10〕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18,26.

比较文学论文 篇二

解决学生的意见分歧。学生对同一问题看法不一致，这在语文课堂上是最为常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常会针对一个话题据理力争，各抒己见，课堂气氛热烈。每遇此况，我都注意认真揣摩他们意见的缘由和思想，去发现他们的“之所以然”，以便对症下药。例如分析“临事而迷”这一成语的词性及关系时，学生比较集中的看法有四种：偏正式动词短词、并列式动词短词、偏正式形容词短词、并列式形容词短词。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我只是把四个答案板书黑板上，不急着公布谁是谁非，因为留着悬念倒有利于诱发学生积极展开思考。我首先让他们弄清“临事而迷”的意思，这里关键是弄清“迷”是何义。“迷”是“迷惑、糊涂”的意思，它一般不能带宾语，同时能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反映了形容词的词性特点。进而我又组织学生回顾偏正与并列两种关系的特点，加以比较区别。通过多层次多方位的比较辨析，教师未下判定，学生却已经找到了正确认识，一致认定“临事而迷”是偏正式形容词短语。得出正确答案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我还要让学生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或为什么错，从而掌握在课堂上已经演绎过的有效的解题方法。学生通过对一个问题的训练，不仅弥补了有关知识的缺漏，还纠正了以往解题的错误思维方式，从而提高了分析能力。

解决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在语文教学中应做到师生平等。我经常向学生宣传做学问应该不“唯书”，不“唯上”而“唯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认为做学问除了要谦虚外，还要有破除迷信，敢于怀疑，勇于向权威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学生倘若养成勤思考、常比较、敢质疑的习惯，那么不仅能克服死读书的僵化局面，还有助于他们积极开动脑筋，主动自觉辨清问题的是非，提高自学能力。这有助于教学相长，师生双方同步提高，真正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积极作用。另外，给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让他们与教师开展学术争论，并不影响教师威信，反而会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使学生更亲近教师，信任教师，这无疑为“情感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剂，调动了学生学习语文的极大兴趣。师生分歧意见的比较，有利于教师捕捉学生偏见的根源，一旦发现，教师就紧追不放，授之以理，这也可以说是“欲擒故纵”吧。当然，让学生充分发表议论，对教师本身也是一种促进，必须在课前课后多花时间，使自己对教材的理解更深刻，处理更科学。有时我故意抛出一个错误见解，以刺激学生据理力争，在课堂上形成唇枪舌剑的局面，这样更能激发他们学好语文这门功课的欲望，而且也造就了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和胆略。

解决教师之间的意见分歧。调换课任教师在教学中是常有的事。新任教师复习旧功课，难免遇上这种情况：对某知识或某问题的看法与前任教师的意见不尽统一，甚至有严重的分歧。那么学生该听哪位教师的呢？面对这种棘手的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教师的看法不意味着永远正确，它只代表一家之说。面对不同意见，学生自己要动脑筋，比一比，想一想，谁更有理就听谁。记得组织学生复习宋代名家范仲淹的佳作《岳阳楼记》时，翻译“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这句话，我的译文是：“这就是（在）岳阳楼上（看到的）的雄伟景象。”或者“这就是岳阳楼（所面临的）雄伟景象。”而前任教师的译文则是“这就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当学生无所适从时，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语文老师意见不统一是常有的事，做学问不应盲从，要肯动脑筋，比较两个译文应好中选优。同时，我又启发学生联系上下文，融会贯通。上文“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描绘的对象显然是洞庭湖，而不是岳阳楼，那么下文中的“大观也”能说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吗？当学生通过比较获得满意答案后，还认识到学海无涯，文无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道理。认识到要想获真知，就要善于比较选择，这样才能对所学的知识有更全面、更准确、更透彻的理解，从而真正消化和掌握。

比较文学论文 篇三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 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HTtP//: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 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 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比较文学论文 篇四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求同存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

在当下比较文学面临发展转型的时机，尤其是在目前国际学术话语权竞争日渐激烈的今天，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学术的和现实的意义。这一话语体系的构筑实质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要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发出的中国声音，拥有话语权。有学者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在学术质量上和数量上均已领先于世界，可以说，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作为西方学者的巴斯奈特和已故的法国学者艾田伯。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15]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仍不容忽视，那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声音还不够清晰和响亮，还没有获得充分的认可。这还需要中国广大比较文学研究者长期的努力。

比较文学论文 篇五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 ”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 ”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比较文学论文 篇六

一、《老人与海》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及教学中的现状

纵向上从整个12年的教学规划中，对于《老人与海》的节选在篇幅和教学深度上，都伴随学生社会阅历、人生体悟程度的增加呈现递增趋势；横向上从不同版本来看，《老人与海》这类外国小说，或是除此之外的戏剧、散文、通讯等，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占的比重仍然较低，重视程度和发展前景仍然呈现低迷状态。

二、从比较文学视角看《老人与海》的优势意义

就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讲，其自身的优越性在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内纳入了异质的文化修养。可用置换的视角和态度来重新审视和阐释文学”，就《老人与海》来说，我国现有的教参中对这篇文章的分析大概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形象、语言、意象等，课程安排的轻视，致使学生从文本中能学到的知识无非是简单掌握《老人与海》这篇文章，节选中的好词好句积累起来可以活用在自己的写作中，除此之外不会留下更多的印象，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考、高考必考的文本上，形成了一种为了应付考试而死学的状态。老师则会为了出成绩，将更多的备课授课时间放在文言文、中国小说等上面，使教学意识停滞在中国文学范围内，忽略了外国文学作品，看不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只是固定在一个绝对静止的层面上机械教学。比较文学可以通过自身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国家的学科特点，使东西方文学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比如在人教版必修三中，除了教学目标中提到的学习范围，可以运用比较文学学派———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研究”方法（可以是“主题、题材、情节、人物、文体风格、艺术手法及其他形式问题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作家作品、文学类型、思潮、流派的比较研究”）将《老人与海》中的桑迪亚哥生存的“海”与《林黛玉进贾府》中黛玉即将入住的“贾府”、《祝福》中祥林嫂生活的“村庄”进行平行研究，通过情节、语言、人物，剖析环境对人物在性格、作为、思想上的影响。以上的教学方法，就可以为中小学语文在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方面提供新颖的视角和教学的科学性、广阔性。除此之外，通过运用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会激发学生学习外国文学作品的积极性。就《老人与海》来说，学生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习到桑迪亚哥这一“硬汉”男人的勇气、果敢和坚决，并有兴趣更进一步深入阅读《老人与海》的其他部分。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不仅符合课标在教学目的中提到的“重视培养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终身发展打好基础”，“引导学生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提高文化品位；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要求，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更能在阅读过程中，形成一种开放的思考方式，在阅读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激发个体优势，不再将思路只局限于课本和老师的讲解当中，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使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再是“全中国式”的，而是从一个世界范畴的大视角来学习语文。《老人与海》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证明其自身具有深远的价值，但在教学上对它的不重视， 运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对《老人与海》等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学习研究，不仅可以使学生在每个单元的学习中逐渐形成整体意识，还可以挽救现有语文教学机制的僵死状态，为语文教学提供新的动力。

作者：刘璇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 篇七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创作；作用

比较是人类特有的思维活动，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为了明辨是非，弄清真假。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它。本文拟就比较在文学创作中的选材、练意、技法三方面的作用作一番探讨。

一、常见的比较形式

常见的比较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可见的两种或更多事物的比较。比如，这一盆牡丹花和那一盆牡丹花比较，或者，这一盆牡丹花和那一盆蔷薇花、芍药花的比较。这些花都美，都为人们所喜爱。但在对比之下，总会显出差别，在美中分辨出更美和最美来。如果只有一种相同的事物。人们是不可能产生美的。假如两种或多种事物并存或同种事物多种而又有大小、形状、色彩等不同，人们就能够在比较中加以辨析，从而去发现美，进而分辨出最美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做单调的工作容易厌倦，略加变换、调剂，却可以精神饱满。左拉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陪衬人》，说的是一个巴黎商人收罗了不少丑陋的女人。然后高价卖给那些巴黎上流社会中那些不那么美丽的贵妇人，让她们陪伴着贵妇人出现在大街和社交场合。以增加贵妇人的美。小说写的未必实有其事。但足以说明比较能使人产生美感。事实上。人们在生活中不可能只是接触到一件事物，或同类而完全相同的事物。不同的事物、有差别的事物到处存在，正如同志所说，“没有差别，就没有世界。”人们随时随地都在使用比较的方法，认识和区别事物。决定对事物的取舍。表明对事物的好恶态度。

还有一种比较，是内心已有的事物形象和面前实有的事物相比。比如花，你已经见过许多种花，脑海中储存了许多花的形象。这时你面前只有一盆菊花，你在欣赏这盆菊花时，会拿脑海中储存的形象和它相比较。你会说，菊花没有牡丹的妖冶和华贵，也没有一串红的娇艳，更不像玉兰的粉装玉琢，但它寒光四射，自有一番冷艳风骨。令人怜爱。这种比较比前一种比较用得更广。即使在使用前一种比较时，那脑海里储存的花的形象也会自然而然地跳跃出来参加活动。

二、比较在选材中的作用

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巧妇”就好比一个食品“加工厂”，“米”则是加工的原料。写作也是这样，作家好比“巧妇”，材料好比“米”，如果无“米”，即使“巧妇”，也无计可施。无以展其“巧”了。蚕不吃桑叶吐不出丝，蜜蜂不采百花酿不成蜜。同样道理，写作者不吸收营养，不占有材料，就写不出任何文章来。公务员之家

占有材料，要提倡一个“多”字。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虽然讲的是韩信带兵的故事，其实，占有材料也和大将指挥作战一样应“兵多将广”，要在“多”字上狠下功夫。材料多了，写起文章就会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材料少了，写起文章来就会捉襟见肘，左右为难。古人著述。对材料的占有也很讲究“竭泽而渔”。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占有材料是写作的第一步，但在写作时，并非把所有的材料都摄入文章之中，而要进行严格的选择。选择的过程就是比较的过程。通过比较选择那些最能表达主题的材料，最典型的材料，最真实、准确的材料，最新颖、生动的材料。所谓典型，就是指能够揭示事物本质。

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说服力的材料，所谓真实。就是说不“假”，不“编”。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表象，而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一定本质。所谓准确，就是确凿无疑。真实可靠。所谓新颖、生动，就是指要提供给读者一些新的“食品”，新的“营养’，摒弃那些尽人皆知的“陈谷子，烂芝麻”。总之，通过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选出精华，揭示本质。伟大的作家茅盾说过，“选用的时候，可就像关卡的税吏似的百般挑剔了，整整一卡车的‘货’，全要翻过身来，硬的要敲一敲，软的要扪一把，薄而成片的，还得对着阳光照了又照——一句话，用尽心力，总想找个把柄，便扣过来。不让过卡。”茅盾这段话中的“敲一敲”。“扪一把”，“照了又照”，其实就是通过比较，对材料的选择过程。

三、比较在炼意中的作用

“炼意”即提炼主题。所谓“提炼”，就是从大量的原料中经过陶冶、熔炼。提取出有用的精华来。若没有原料，任何东西也难以提炼。“炼意”也是同样的道理。同志从认识论的高度早就指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选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实践论》)他还说过，“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改造我们的学习》)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主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作者占有的丰富的材料。客观世界，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往往会使同样的材料具有多方面的含义。特别是那些内涵丰富，与时代变化联系比较密切，容易引起争论的材料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从材料的哪一方面立意较难确定。这时，我们应采用“比较筛选法”来“炼意”。运用这种方法时，作者首先应对手头的材料进行全面的深入的思考，尽可能充分地挖掘出它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义，然后通过比较舍弃其中较一般的、平庸肤浅的“意”，筛选出精辟、独到、鲜明的“意”。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妮娜》时，最初想把它写成上层社会妇女失足的故事，写一部反映贵族“私生活”的小说，意在谴责上层社会妇女“趣味恶劣，卖弄风情”。后来，随着作者对俄国贵族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探索与认识。不仅安娜的形象与最初的构思有质的不同，而且整部小说的立意也从反映“私生活”变为剖析“重大社会问题”的杰作。

贺敬之《白毛女》的主题的提炼，作者也是通过比较，筛选，最后才确定的。这个剧本所依据的素材是早在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河北西北部某地的一个叫做“白毛仙姑”的民间新“传奇”。故事梗概是这样的，靠山的某村庄。自八路军解放此地以来。工作甚难开展，因为该村村民及干部有很深的迷信思想，而且据说该村确有“白毛仙姑”出现。她浑身皆白，常常昼伏夜出，在村头的“奶奶庙”寄居。她曾向村人命令，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一定要上供。长久以来，村人遵命奉行，莫敢违抗。一次。区干部到该村布置村选，决定某日开村民大会。可是，届时村民俱不到会，区干部询问缘由，村干部畏畏缩缩地说，“今天是十五。大伙都给‘白毛仙姑’上供去了……”区干部便问了“白毛仙姑”的详情。最后决定到“奶奶庙”捉鬼。

最后。村干部终于弄明白了“白毛仙姑”的由来。……九年前。(抗战尚未爆发，八路军来到此之前)，村上有一恶霸地主，欺压佃户。骄奢淫逸，无恶不做。某一佃农，有一十七八岁之女，聪明美丽，被地主看上。乃借“讨租”为名，阴谋逼死老农，抢走该女。该女到了地主家后被其奸污，身怀有孕。恶霸地主渐渐对该女失去了兴趣，厌弃了她，续娶新人。在筹办婚事时，阴谋害死该女。有一个善心的老妈妈得知此信，乃于深夜把她放走。她逃出地主家后。茫茫世界。不知何往，便栖居于荒野的山洞之中，后生下了婴儿。她背着仇恨、辛酸，就这样野居度日。由于洞中少吃没穿，不见阳光，不吃盐。所以毛发皆白，因为去偷“奶奶庙”的供品，又被疑为“白毛仙姑”。而关于抗战爆发，八路军解放，“世道”改变，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区干部了解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后，深深认识到旧社会吃人的本质。他向“白毛仙姑”讲了“世道”的改变，并救其母子出山。使他们又重新过上了真正作为一个“人”的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

这个“故事”经过许多老百姓的加工，越传越广，也越传越“奇”。其中夹杂着不少迷信、落后的东西。1949年传到延安后，引起了不少文艺工作者的兴味。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荒诞离奇的“神怪”故事，不值得一写。另外有人说倒可 好好宣传一下“无神论”，还有的认为单单宣传“破除迷信”还不深刻，可以把“反封建”和“反迷信”两个思想结合起来，处理在同一题材里。但是，，经过对这一故事反复研究讨论后，剧作者通过反复比较，选取、提炼了这样的主题，“一方面集中地表现了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它统治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解放区)的光明，在这里的农民得到了翻身。”即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四、比较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技法之一

文学创作是审美活动的特殊形式。文学欣赏中有创造。文学创作中更要创造。综观古今文学创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作家经常使用比较的方法，创作自己的作品，揭示事物的本质。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三部分。其中脍炙人口的是国风。国风。是周代的乐官采集的民间歌谣。歌谣产生的地区包括现在黄河中下游和江汉流域这一广大地区，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劳动人民兴之所至，随意唱出来的。《诗经》中作品的创作方法。后人把它归纳为三种，赋、比、兴。赋，郑玄《周礼？大师》条注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熙《释名》说，“敷布其义谓之赋。”刘勰、钟嵘、朱熹都认为是“直书其事，体物写志”。比，郑玄说，“比者，比方于物也。”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有比喻也有对比。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孑L安国说，“兴，引譬连类。”朱熹《诗经传》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引起，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从这些解释可知，除赋之外。比和兴用的都是比较的方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看到成双成对呜叫着的雎鸠，联想到美貌的姑娘，这是兴。

又把姑娘和成对的雎鸠比，是年轻的哥儿的“好一对儿”。“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这是比。把统治者比作贪婪的大耗子，百姓长年侍奉着它，它却不把百姓放在心上。一部《诗经》特别是国风和雅，主要使用的是比兴的手法。无论表达爱情或抒发愤懑，无不鲜明、强烈，具有感人的力量。这说明比较是简便易行的方法，即使是古代那些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懂得使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的感受。

赋，表面看起来不用比。实际上也离不开比。不过是以头脑中储存的形象和现实的具体事物比。古诗中有一首《击壤》歌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世纪》说，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这首诗是直陈其事，没有用一个比喻。是赋的写法。细细品味这首歌，就可以体会出，作者实际也在用比较。老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为什么就那么游哉悠哉地感到适意呢，这说明那时已有你争我夺。纷纷攘攘的生活现象。这种悠游岁月的生活只有和争夺纷攘的生活比较起来，才显得适意。再如我国东晋著名的山水诗人陶渊明的名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创造出了一个闲 baihuawen.cn 白话文…适而优雅的美的境界，要想理解这句诗的真正含义，就必须联系当时黑暗的官场社会，只有联系了当时官场的黑暗。才能更好地理解陶渊明辞官归隐、与山水田园为伍的情怀。以上诗歌，欣赏者如果不用比较，就无法理解诗意，这就是诗歌中表面现象的事物和头脑中已有事物相比较的结果。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喻于声。或于貌，都是有形的事物相互之间的比较。拟于心，就是眼前的事物和头脑中已有的形象相比较了。公务员之家

事实上，直陈其事的描述，如果没有头脑中已有的形象作比较，人们就很难理解。更不要说获得美的感受了。我们今天读古代文学作品，有许多比较难于理解。不全是文学上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古人距离现在已远，那时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貌，我们很不了解，无从想象和比拟，自然就格格不入，索然寡味了。

比较文学论文 篇八

全球化对于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对于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全球化伴随着全球文化交融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文学领域出现更大范围的融合，从而推动比较文学更高层次的发展。比较文学就是一门在全球领域对于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因而全球化真正推动了比较文学的发展。

1.1全球化经济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不可磨灭的福祉，给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技术以及人力支持。经济全球化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也给比较文学带来促进作用。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资金技术支持，只有具有足够的资金才能促使全球比较学者更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经济全球化是促进比较文学发展的特快列车，给精神层面也增加了光辉的一笔。经济全球化普及了各国比较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比较学者的先驱成果得到后人的认识研究。经济发展也给比较学者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使著作译成各国语言，让各国学者学生和广大人士阅读研究。各国经济的频繁往来，也使得各国文化交流频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文学文化领域的推动力。

1.2全球化政治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政治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也逐步加强，政治的开放性加强，对于比较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有利影响。在文学起步初期，各国政治对于文学发展具有很强的阻碍和限制。全球化使得政治的局限性大大减小，对于文学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更有利于比较文学在各领域发挥作用，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和各国交流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政治环境的变化会促使文学发生不同的改变。众所周知，以前政治对文学会有一定的打击作用，大多数的文学都是为了推动政治的发展而服务的，这样就会促使文学发生本身质的变化，不能真实阐述作家学者自身的思想观念，也就阻碍了文学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文学领域的一支，同样受到冲击，不能突破重围。全球化使政治放松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的开放性和作家学者的自由性增强，使比较文学可以自由全面发展，使比较文学被扭曲程度大大降低。

1.3全球化文化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

全球化使各国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也让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不再单纯局限于欧洲和美国等地，也向亚非拉美国家大力传播，让世界学者对比较文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文化的多元研究学科，文化全球化无疑对于比较文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全球化让文化得以在全球范围传播和扩散，让更广范围的世界人民知晓其他各国的文学，更深入促进对文学的比较，从而使比较文学在全球范围发挥作用。全球化使得文化更加开放，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互相借鉴，互相交融，这其中比较文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较文学让人们更加清晰不同文学作品间的内容、形式和文化内涵的异同，令比较学者分析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优劣之处，以便取其优点，发扬优秀文学传统，进一步完善比较文学的理论。

2结论

全球化让比较文学得到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使比较文学真正发挥了其自身的作用。全球文学互动促进文学作品的比较，比较文学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比较文学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因而，比较文学的理论也更加趋于完善。比较文学的发展与全球化的世界密不可分，经济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政治使得比较文学的发展平台更加广阔和稳定，文化对于比较文学中各国文学文化的对比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因而，全球视野下的比较文学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反过来，比较文学对于全世界的文学以及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

比较文学论文 篇九

n 1、定义：

n 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

n 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

n

n 2、“比较”的意义：

n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n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n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

n 二、撰写论文的基础

1、语言基础：你读的无论是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对象国文学的作品，应该是原文原着。这就是说，你读的中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你读的对象国文学作品，原则上也应该是对象国母语语文的作品。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非外国语系的大学生还没有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的能力和习惯，所以大多数只能阅读翻译文本。假如一个外国作品有两种以上翻译文本的话，你就需要请教懂行的人，选择其中一种翻译精粹的译本阅读，同样切忌只是阅读“故事梗概”和“简本”。在目前不阅读对象国母语文本的特殊状态中，建议论文的写作者还是应该尽量地能够找到原着，读一读原着的原文“提要”。

n    从事“比较文学”学科论文写作的人，必须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并能进入运用的状态中。特别注重外语能力的培养，提倡直接阅读并采用与论题查关的外文第一手资料，对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语言、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注重论文的学术前沿性(这一点与一般的中文专业不同)

法国着名学者艾金伯勒三十多年前就说过：“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这样的“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却是每位学习研究比较文学者的奋斗目标。

2、文本基础：发挥中文学科的优势，具备关于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文本的基础性知识。这里的“文本”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知识和文学范式等。至少你应该读过有关的文学作品，了解并大致掌握与这些作品相关的比如作家的简单的经历，他的文学地位和学术界对他和他的作品的评价等等(这一点与一般的外语专业不同)。

n

n 3、理论基础。

n 三、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研究方法：

n 1、影响研究法：(法国学派)

n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

n  比较文学作为学科而言，法国学派所主张的“影响研究”是其早期的主流模式。所谓“影响”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发生作用，引起了后者的反应或反响。影响一产生，就表明两者发生了联系。法国学者着重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各国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学交流与影响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事实联系是影响研究的前提，即国家民族之间存在过文化交流和作家接受外来干涉文化影响的客观事实。一个作家通过旅游、阅读以及与人交谈等各种途径，对某一外国作家或作品有了了解，并受其影响，这两位作家就有了“事实联系”。普希金通过阅读<堂璜><恰尔德 哈洛尔德游记>等作品，直接受拜伦的影响，鲁迅在留日期间，先后译述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反映了鲁迅对西方具有反抗品格的作家的推崇，也受到其精神影响。

n  法国学派的理论纲领和奠基作是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主张研究不同的文学事实上存在的影响关系，影响与被影响的经过路线上有三个要素：

n 放送者(流传学):站在“放送者”的角度对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家、

n 作品、文体，甚至是整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声誉、反响或影响进行研究。如对<阿Q正传>在国外影响的研究即为一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阿Q正传>即受到许多国家学者、作家的重视和评价。从人物形象、“精神胜利法”的奴性和创作手法方面都有外国学者进行了研究。

n

传递者(媒介学，重要分支“翻译学”):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个人、环境和文字材料等。如对译本的研究。

n

n 接受者(源流学或渊源学):从终点的接受者出发，考察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吸收和改造的外来因素，揭示其间的因果关系。涉及到探求文学作品的思想、人物、情节、语言、风格乃至艺术技巧等因素的来源。如我们可以在鲁迅的<药>中看到安特列夫的《齿痛》的影响，《齿痛》描写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当地附近有一个商人牙齿痛，他和其他人一样在看热闹，和《药》中的老栓小栓一样，对于别人的死并不觉得有任何可惜，只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一个伟人的冤死要重要得多。可以说《药》受《齿痛》的影响而创作，但它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前旧中国小城镇上的社会生活，着重揭露了清王朝的屠杀政策和愚民政所造成的时代悲剧和社会悲剧。

2、平行研究法：(美国学派)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美国学派为中心，以平行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二步。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威勒克在会上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即所谓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挑战性的宣言。

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

平行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华，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文学现象之间不必存在事实上的影响关系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或得出有益的、规律性的结论，从而更深刻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平行研究中，处于 如古希腊的神话可以与北欧神话相比较，也可以和地域遥远的中国神话或澳大利亚神话比较。莎士比亚的剧作可以与同时共的中国的汤显祖的剧作相比较，也可以和时间相隔数百年的郭沫若的剧作比较。

平行研究的具体可分为类比和对比两种。类比研究是在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品中考察相似之处，以期从中了现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比研究是比较不同文学体系的不同之处，从而使两者的特点更加突出。

平行研究离不开“可比性”的问题。可比民生是指被比较 的对象之间需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现象的同与异，这种异同一般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其范畴主要包括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

(1) 主题学。主题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情境、意象、套语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探讨不同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作品在不同的时代或国家流传演变及其主题意义。